媒体是何等无力，报道之后，没人理你，这家人的问题依然无人过问。大姑爷电话里尽力节制着失望，小女儿则哭着问我该怎么办，中国人的问题中国解决不了，是不是要逼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去解决？

我决定除了报道之外，能再做点什么，所以，我决心明天给黑龙江省长写信，寄报纸，除此之外，诸位，谁能教我一些切实有用的招儿？

拍案惊奇
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
2005年09月14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即使去往天堂的路上，你也千万不能忘了带上户口。问题是，你要是没有呢？

　 上月，一位叫李秀珍的女人，在北京近郊一间平房里病逝。按例行程序，医生须开具死亡证明。“她的身份证呢？”医生问。“我母亲没有身份证。”大儿子李贵锋回答。“那户口本呢？”“也没有户口本。”儿子又答。

　 医生愣在那里，片刻后说：死者身份不能确定，无法开具死亡证明。

　 当晚，亲人们把这个67岁的老人送去火化，同样的难题再次出现。殡仪馆坚持：没有死亡证明，不能火化。

　 早在30年前，李秀珍及全家的户口被注销了。那是1975年，举国上下正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她的丈夫、皮匠李殿洲被视为“单干户”和“社会主义绊脚石”，全家被游街3天。随后，在没有落实户口接收地的情况下，黑龙江省“双城县公正公社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印一摁，强行将一家人的户口迁出。从此，李秀珍一家8口，开始了漂泊的“黑户”生涯。

　 讨说法快要磨破了嘴，也跑断了腿，有关部门总是一句话等着：“待解决。”

　 当然，有关部门没能想那么周全：“待解决”可解决不了“黑户”的肚子。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肉票、煤票、油票、豆制品票……哪一票能离了户口？

　 不过户口再能耐，也不能限制采摘漫山遍野的野菜吧。再说了，实在熬不下去，6个孩子还可以去国营饭店捡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尽管邻居们看见他们皮包骨头，有时饿得扶着墙根儿走路。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79年。那可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啊！李秀珍的丈夫李殿洲嘟囔了一声：“看来只能找中央了！”

　 在北京，他们仍是一再被告知“等等吧”、“再等等吧”。国家的事那么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他们把我们当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李殿洲委屈地说。

　 可还得活下去！最初全家露宿街头，拿鞋当枕头。有时住水泥管里，有时捡塑料布搭个小棚住。孩子们重操旧业，拿起饭盆———一只清洗过的油漆桶———到饭店捡剩饭。他们游荡在城市垃圾堆旁拾破烂、捡柴、捡煤。“所有我们家用的东西都要出去捡。”小女儿李贵娟说。

　 捡破烂也有代价。二儿子李贵仁15岁那年，一个醉酒的司机开着汽车辗上垃圾堆，轧断了他的右腿。从此，他的右腿便比左腿短了一截。三儿子李贵才，不幸成了一桩谋杀案的受害人，但因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最终连死尸都没能认领。

　 因为没户口，大儿子李贵锋不得不放弃高考机会。不仅如此，这位当年的“尖子生”，还不能被录用为正式工人。他谈过一次恋爱，但终因没户口，女方离他而去。即便去找个临时工，用工单位也会要求“看看你的身份证”。42岁的李贵锋，至今无业，跟残疾的二弟一起打光棍。

　 四儿子倒是会开汽车，但因没有身份证拿不到驾照，只能开“摩的”养家。两个女儿因没户口领不到结婚证，只能跟男友“非法”同居。35岁的大女儿已经流产三次：因为“丈夫”所在的国企坚持不许“未婚生子”。

　 27岁的小女儿至今“不敢要孩子”，因没户口，拿不到生育指标。“就连孩子打疫苗也打不了”。

　 没身份证，他们不可能有银行账户。当然，他们压根儿没有闲钱需要存进银行。

　 李贵娟小时候曾扯着妈妈衣角哭着要上学，妈妈说：“咱家肚子都吃不饱呢。”姐妹俩因此“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姐姐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更糟的是，因没户口，他们连暂住证也不能办。每个孩子都曾被收容过。李贵娟第一次被收容时只有4岁。不过，因为没有原籍可以遣返，他们被允许继续在北京流浪，继续“反映问题”。

　 有一天，李贵娟终于耐不住性子嚷了起来：“我们家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新闻里总是开这个会，那个会，可为什么就没人还我们家一个户口？”

　 曾经有一度，他们总抱着乐观的态度：户口早晚总会解决的。大女儿的“丈夫”说：“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又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星人！”

　 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母亲、共和国公民李秀珍，直到“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是“黑户”？儿女们能尽的最后一点孝心，是奔波4天，想尽办法终于让医生开了“死亡证明”。但请相信医生依旧秉公办事。在开出证明之前，要求大儿子李贵锋写下保证书：“后果自负”。

　 接下来的难题是，四儿子的大孩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没有户口，他将无法升入初中，面临失学。“如果失学，这孩子一辈子就完了！”

　 1958年1月，一号主席令签发，新中国自此有了户籍制度。每个人的恩爱情仇、生老病死，都将在户口的照耀下进行。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惟有恐惧与贫穷。有媒体评论，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报人“转会”
2005年08月31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许知远2001年加入刚创刊的《经济观察报》时，他跟同事想办一张“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但在4年零3个月之后，上月，许知远与几位“比较谈得来”的同事集体辞职。8月，《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已经完全脱离这张报纸。

　 这个1976年出生的年轻人，第一次见主编何力，“一进屋就把脚放在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在他看来，报纸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显然，现状与他的想法不符。递交了辞呈后，他在自己的博客（blog）里有所透露：“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党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他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官僚化”。

　 与许知远一起辞职的同事于威也在其博客中称：“一个理想国蜕变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宫廷。”

　 从24岁到《经济观察报》任主笔开始，4年多时间里，他声名鹊起，甚至有一种评论认为，许知远是该报的灵魂，这张报纸某种程度上浸润着他的个性和风格。

　 许知远并不关心《经济观察报》的发行量、盈利多少，也不关心它的广告额，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新闻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借助了报纸这个平台，想改变人们的观念，引导一种精神的方向。你可以说他“野心勃勃”，或者“自大轻狂”，也可以说他“理想主义”。

　 他喜欢谈起一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托克维尔23岁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经济观察报》人事震动同时，传出《南方周末》有十几名记者编辑集体辞职的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消息系由竞争对手故意放出。

　 但在2003年，因与新任高层理念不合，《南方周末》确有一批骨干编采人员集体辞职。这批人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一位辞职者说：“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

　 该报上海站记者翟明磊的辞职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信中批评时任主编张东明随意删改和枪毙批评报道稿件，并“主动将批评‘深发展’的稿件交给深圳市政府审查”。

　 “我本自由人，与官人无缘共事。”翟明磊写道。

　 随后，该报北京站记者林楚方发表致这位主编的公开信，称“《南方周末》的编辑方向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这样的《南方周末》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我们作为终身奋斗的新闻理想的家园的地位”。“我要向大家强调一点，《南方周末》……编辑方向不能改变。几条底线不能动摇！比如，有可以不说的真话绝不能说假话，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是《南方周末》的灵魂，《南方周末》的方向只有这个方向，没有其他的方向。”

　 “我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林楚方说。而翟明磊则写道：“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

　 这样两件辞职事件之后，一位尚未毕业的新闻专业学生在网上问：“这么多的前辈集体辞职，不禁让作为后辈很是迷茫：中国的媒体到底怎么了？”

　 这位热爱新闻职业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惶惑。但新闻报纸至少在北京一位报摊主老章这里看起来是繁荣的。没有了许知远的《经济观察报》，走了一批骨干记者编辑的《南方周末》，照常每周出现在老章的报摊上。《南方周末》曾经在老章摊上极受欢迎，四五年前，老章从附近的报刊零售站每领回一期，经常一两天内就能卖光。但现在，老章翻了翻上周的一摞剩报，说：“得回收变废报喽。”不过老章并不那么在意，即使有报纸从此关张，从他这个两三平方米的报亭消失，也必定有新办的报纸攻占进来。

　 是21年前创办《南方周末》。据其创始人左方称：“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摞，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

　 20多年过去了，传媒产业被视为中国能获取超额利润的最后一块领地。老章的报摊上，每天领回4种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各只一份，时常还卖不出去。2001年，这里添进《京华时报》和两份财经类周报———橙色的《经济观察报》与墨绿色的《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来了《新京报》；2004年，在原有的七八种北京本地都市报中，又挤进了《法制晚报》和《竞报》。

　 在这个“繁荣”的报业生态里，除去许知远们和翟明磊们的辞职版本之外，还有一种是《京华时报》原副总裁谭军波的离别感言。

　 这位知名的报纸发行人于去年转任《重庆商报》汇融集团副总裁。他在感言中写道，“我打算去的报社的头儿有刘备之风范，求贤若渴，情真意切，我已无法拒绝”，他只有“倾尽全力扶助其成就霸业”，而“这个城市又将诞生一张新的都市报”。在为《京华时报》打造了成功的发行管理模式之后，谭军波留下一个功成身退者的背影，转战到报业大战的另一个战场。

　 报业大战中，更多的从业者在各个报社之间的来去，则有别于这三个版本。

　 有着8年都市报从业经验的记者贺钟（化名），转战过广州、北京等地的几家都市报。除了寻求更好的薪水和发展机会，他还试图寻找“新闻理想”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

　 贺钟抱怨说，这些报纸上充斥着凶杀、色情、离奇、煽情的故事，以赚取人们的眼球，报纸只注重“服务、信息、娱乐”。为了降低成本，大量雇用刚迈出院校的毕业生和只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从业者，采编水平低下，在稿件制作的流水线上，记者们为了更快更多地发稿，往往粗制滥造。

　 “在这些报纸里，你会感觉就像个‘写稿机器’。”他说。报业竞争投射到普通记者编辑身上，便是一套严格的绩效考评体系。“每个月，稿件分好等级贴出来，你的哪篇报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贺钟说，“你有责任感，你想去搞一篇深度的报道，很可能两个月完不成规定任务，那么你就得走人。”

　 一家财经类周报的记者称，因为工作压力大，她的数位女同事，有时连续几个月不来月经。她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如何。“走一步看一步吧。”她说。

　 曾经的“无冕之王”境况颇有些尴尬。2003年，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同中华传媒网进行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的互联网上调查，数据显示，50％以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险。新浪网对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所作的网上调查显示，约42％没有与所在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42％的从业者不享受婚假、产假、探亲假、带薪休假，约60％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

　 被询问“目前最感困惑的是？”约四成的人回答称“升职机会渺茫”，近三成的人称“工作枯燥无味”，另有近三成的人称“太累了”。

　 “今天的记者充当何种角色？”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指出，“商业媒体社会里，记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奔波的人。”他用“新闻民工”来形容许多记者的境地。他认为，当前总编辑们最要紧的任务是“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度和自豪感”，在热热闹闹的大潮下，普通新闻从业人员已经失去了这两种感觉。

　 贺钟说，许多记者在各家报纸间跳来跳去，“没有根的感觉”，“没有时间思考”，“没有职业的荣誉感”，“只是谋生的职业，而不是什么新闻理想”。

　 在另一个记者群落内，他们无心报道新闻，有人将时间用于拉广告，写“软广告”；有人穿梭于各种新闻发布会现场，用车马费来贴补生活；有人四处“走穴”，利用手里的资源赚取灰色收入；也有人假借舆论监督的名义收取不义之财。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一边是老章的报架挤满了花花绿绿的报纸，一边是业界人士正在探寻一个概念叫“主流大报”。日本传媒学者卓南生发现，繁荣的中国报业市场上，竟然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报纸”。

　 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的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开始其新闻生涯。此前15年，1895年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早已开始他的报人生涯。两人均多产，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李普曼的专栏同时在数百家媒体刊出，“教育了好几代总统”。而梁启超一生创办过的报刊，后人已少有人知。“19世纪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闻业在政治动荡中不由自主地衰落与消亡。而今天，刚刚开始复苏的它又一头扎入了美国新闻界目前陷入的泥淖：对利润的过度追逐。这使我们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一方面，我们还未建立起基本的新闻传统，一方面就已迅速地庸俗化。”许知远在他8月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对利润的追逐，对社会责任的淡化，也困扰着当前的美国报业，但许知远认为，“美国新闻界仍处于一种稳定的伟大传统之中”。这种报业传统孕育出了李普曼，一本《李普曼传》成为许多像许知远这样的年轻人梦想的种子。但在许知远看来，如今年轻的传媒人可“不够幸运”，因为，“中国的媒体世界正被一种惊人的平庸、粗俗的气氛包围着”。“中国新闻界是否可以出现《纽约时报》这样的常青树……如今轮到我们来做这番尝试了。”许知远在他8月出版的新书中公然宣称。离开《经济观察报》后，他打算办一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那样的杂志。

　 也许若干年后，老章们的报摊上，会响亮地叫卖一份《纽约时报》式的伟大的中文报纸。但是近日，此间传出消息，2005年上半年的广告监测数据显示，报纸广告将面临严重衰退，广告收入纯利将大幅下降。一些报纸开始缩减版面，裁员，甚至减薪。

 

转贴：“超女”的微言大义　
　　　　刘晓波
　　
　　2005年的大陆中国，严肃的公共话题遭到政治左转的严厉封杀，但大众文化领域的“平民狂欢”却如火如荼。
　　自称有一 副 “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的 “芙蓉姐姐”，凭着自恋得近于失常的数百张S造型和自述语录，居然于瞬间就走红网络，先是在清华网站初露“芙蓉”，随之风靡全中国的网络，继而进入报刊和电视，“芙蓉教”应运而生，24小时都有5000网友同时在线，等待“芙蓉姐姐”贴出新造型或新语录， 相关网页高达近三百万篇。
　　
　　与此同时，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生”，凭借无门槛的参选程序而风靡全国。尽管，参与海选的女子千奇百怪，进入十强的选手也绝无“选美”节目的靓丽，而是相貌和身材皆平平的姑娘，但正因为这种极端平民化的特征，“超女”才创造了大陆娱乐节目的一系列“天文数字”：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超过 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截至8月19号的三强产生，已经有四亿人次收看；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最高收视率还曾一度高于稳居收视率之首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超女”的媒体超百家，北方报纸以为做了8个版“超女 ”就不得了，但南方报纸可以拿出32个版、40个版报道“超女”。在网络上，新浪“超女”专题留言接近200多万条，Google相关网页接近120万页……
　　
　　借助于现代传媒的放大作用，超女具有的双重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它既为平民女子的明星梦提供了无门槛的舞台，造就出一举成名的“平民偶像”，又为亿万平民观众提供了一场娱乐狂欢，满足了人们参与制造和追捧偶像的心理需要。进入三强的李宇春、周笔畅和张靓影，三人的“粉丝”们对偶像的狂热远非其他娱乐明星的追星族所能比拟。“粉丝”们给自为自己起名叫“玉米 ”、“笔迷”和“凉粉”，给自己的偶像寄去几千束鲜花和千奇百怪的礼物，有些“粉丝”在朋友聚会时为自己偶像的拉票，有些“粉丝”在闹市区请求过路的陌生人发短信选票来支持他们的偶像。
　　
　　“超女”评委黑楠描述了他对这种自发狂热的亲身感受，他说：“这个节目的确没法去掌控，因为关注它的人实在太多了。每次我走近湖南台所在的广电大厦，还有几百米距离，就已经看见成千上万的“粉丝”们围在道路两旁，那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人数最多的“ 玉米”身穿统一的黄色上衣，列着方队，就像古罗马开过来的“黄色玉米兵团”，还高喊口号“玉米不怕累”，那种沸腾的场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狂热的“粉丝”不止是年轻一代，中年“粉丝”也足够疯狂。据报道，“超女”们从酒店搬到别墅后，一群中年“粉丝 ”随后入住，包下酒店了“超女”住过的所有房间。“粉丝”们不让服务员打扫房间，一进去就开始翻找“超女”留下的东西。（见《黑楠宣布退出超女评委作客新浪聊天实录》 2005年08月24日 ）
　　
　　“超女五进三 ”决选的前两天，在一个朋友生日的饭局上，我见过一个超女李宇春的粉丝，她问同桌的人喜欢那位超女，只要人家说喜欢另一个超女，她就会全力与之争辩；只要人家说喜欢李宇春，她就会请求对方现在就发短信表示支持。如果对方嫌麻烦或不知道发到哪儿，她就把对方手机拿过去亲自发。几个小时的饭局，她把大部分吃饭聊天的时间都用于发短信选票了。
　　
　　超女创造的大众狂欢，也把知识精英卷入其中，褒贬不一的“超女”争论，被媒体形容为“超级争论”。某些人将“超女”贬为 “恶俗”，而另一些人却看出“超女”的微言大义，其中不乏苛刻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认为：
　　
　　1，“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就算没人有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这首“超女”主题歌，激发出选手们的勇气和自信，也让每个参与者对成功抱有热烈的期望。
　　
　　零门槛的开放式海选，打破了由精英长期主导的选秀规则，废弃掉以往的出身、学历、阅历、由来、专业等参与门槛，而变成只要愿意并敢于参与，超女向所有女人开放，上至老人、下至孩子，谁都有机会参与。所以，它 不仅代表了一种草根的平民倾向，而且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平等精神。
　　
　　2，观众的手机投票方式，蕴含着一种市民社会最应该具有的民主精神，新闻学家喻国明认为：一方面，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又很少有机会用投票方式进行选择。而超女的游戏规则为国人在生活中践行普世价值规则提供一种可能性，民主参与的冲动通过选择“超女“的方式释放出来。
　　
　　一向对大众文化发出苛评的著名评论家朱大可也说： “超级女声以‘拇指投票’（手机投票）的方式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在选择超女的进程中，中国民众卷入了选择和投票的狂欢。其状况之热烈，前所未有，犹如一场盛大的游戏。 ”“频道的开关在你的手里，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按遥控器走人，这就是‘观看的民主’，其间折射着民众的意志。”
　　
　　3，超级女生象征着市民社会及其民意的觉醒，网络上有人贴出《“超级女声”和市民社会的惊鸿一瞥及参与意识的觉醒》。该文认为，超级女声的全民狂欢是对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疏远，民众大声宣告“ 我的快乐跟你无关！”朱大可也认为：中国曾经是价值一律的社会，“所有的思想都必须统一于惟一的真理性标准。”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层运动，价值分层、分化和分裂日益严重，加上表达意愿的途径被互联网全面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在21世纪听见各种截然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元化不是坏事，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市民社会’（由自由市民主导的社会）的出现。”他甚至说：“超级女声让我们看见了，媒体一旦抓住了民意，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我觉得，民意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生产力。”（见《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新京报》2005年8月 20日）
　　
　　4，专家评委、大众评委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选拔机制蕴含着一种宪政精神，也就是“超女” 的选拔程序既民主平等又分权制衡，无形中培养了中国的民主素质。有网民把“超女”称为“非政治的政治”。
　　
　　“超女”的单纯娱乐性和商业性，居然能让有心观众演绎出这么严肃的微言大义，大概也该算作大陆娱乐节目的空前奇观了。
　　
　　尽管，我在某种意义上认同上述学者和评论家对“超女”的社会意义的评价，特别是在颠覆央视垄断地位和御用精英的文化霸权的意义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会意义。但也必须看到，人们从“超女”中读出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高抬了“超女”，不如是出于对央视垄断的厌恶和愤怒。所以，对“超女”普及民主和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许虚幻盛世的娱乐化表达而不允许重重危机的批判性表达的独裁秩序中，国人心中积蓄了诸多无法公开倾吐的垒块，“超女” 在无形中就变成了一条“忘忧河”，通过娱乐狂欢来宣泄和遗忘胸中垒块。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狂欢的深层，蕴含着全社会性的精神危机：严肃的公共话题被禁声而庸俗的娱乐节目被纵容，便是这种危机的公共征候之一。以至于，媒体争相制作“快乐大本营” 和“超女”类节目，已经导致了阿Q式的虚幻娱乐病的泛滥，用软性的方式迎合独裁官权所划定的禁行和放行的界限，也就等于在消解着人们的社会责任和个体尊严。
　　
　　2005年 8月25日 于北京家中

　　其实超级女声本来更像个全国性卡拉OK大赛（只限女性参加），原本在许多精英的眼里，这是个不可救药的娱乐节目，俗不可耐，然后有一群人像傻瓜一样坐在电视前或者现场流泪欢呼，不用脑子，或者没有脑子。

　　但是可能再也没有比超女更奇特的娱乐节目了，许多知识精英喜欢它，毫不隐讳地赞扬它。taras有一天在电话里很神秘地跟我说：这是个伟大的节目！太牛B了！我就知道有一些最牛B的思想家也喜欢它。

　　那么他们从超女看到了什么呢？“公民意识”，“草根民主”，“公开”，“选举”……

　　是啊，成千上百万的人每周五守在电视前拼命发短信，抢手机；粉丝团们通过网络联合起来，为了不让自己的偶像被PK出局，阴谋阳谋齐出手，合纵连横，直如战国争雄；他们设计各自的logo，走上街头，发放传单，就连一些街头的摩的都会贴满拉票的海报……

　　这些让知识精英想起民主选举，多像啊，他们说。　　

　　据称是夏青女士最先想到要把“美国偶像”拷贝到中国来。但我相信，就算把她每一滴脑汁榨干，她也不会想到超女竟蕴含着如此“重大深意”。

　　当节目设计者将生杀大权分给了每一个观众，事情起了变化。竞争类的娱乐节目此前不是没有，让普通人上场亮秀的娱乐节目也多极了。但观众从来只有乖乖瞪眼观看的份。这次却大不同，他们可以左右故事结局，事情因他们的参与而不同。你听李湘不停地说：“喜欢谁，就给她投一票。”

　　我同样相信，节目设计者将这些权力下放给他们，决不是有意让他们操练什么民主，而是希望能吸引多一些眼球，好多卖广告多赚钱，如此而已。

　　事情妙就妙在，一当群众掌握这种权利/权力，竟立刻全民动员起来，闹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听说，收视率已经超过最著名的央视春节联欢。

　　春节联欢这东西也奇特。本来大家吃饱了年夜饭，拍着鼓出来的肚子，最应该看点歌舞小品乐一乐，但偏有人要用主流的煽情方式（区别于滥俗的煽情），要用宏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攻占你。

　　而超级女声呢，原来没想过用什么来攻占你说教你，只不过想用眼泪和嗓子低级地击中你，组织群众一起乐一乐，玩个投票和PK的全国性大游戏，也被挖掘出来了也许本不属于它的重大属性。

　　那些涌动的人群，疯狂喊着超女名字拼命去拉票的人流，我不相信，他们是为了充分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而这么干的。超女最后一场要完了，人们的热情自会渐渐褪却，于他们的生活不会发生干系。

　　几个小小女子，想唱就唱而已，怎么承担得起这民主之重？

　　多少有点黑色幽默。民主的草根、公民的萌芽，到一个娱乐节目里去挖采，不是饥不择食，又是什么？

　　所以，超女不可不谓之奇观。

　　看看电视里正播着的超级女声，这些嗓子真是天赋异禀。他妈的，声音是天赋人权，怎么这样的人权没有赋予我？生生剥夺了我到酒吧唱歌赚钱的机会，这世界公平吗，哼哼。

　　之所以用“王＊＊”代替，因为她的懒鬼父母，在她郑重其事降临人世之后，居然还没有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命名方案。

　　为此，她呱呱大哭。要知道，她可是提前七八个月就知会了这两个家伙的啊。当然，也有可能这方案争议太大，她家的命名委员会总也达不能决议。

　　昨天19点25分，她从我师姐陈虹的肚子里钻出来，体重6斤4两。我问她妈妈：疼吗？她妈妈发短信来，“疼，可是现在已经忘了”，“幸福ing”。

　　她来到人间，对这个世界来说，不过多了50亿分之一，但对她的爸爸妈妈来说，却多了一个世界。

　　她的到来，预示着她家政治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各派势力需要重新整合。某种意义上说，她将成为这个家庭的精神领袖。

　　若干年之后，她会使一个或若干个男人神魂颠倒。她会像她爸爸和妈妈那样，与一个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旮旯的男人彼此俘获和猎取。

　　她还不会说话，不能告诉我她是不是高兴来到这里。她一出娘胎就要面对疾病、灾难、肮脏、卑鄙、杀戮，但也有健康、幸福、爱情、高尚、宽容……

　　这个世界糟透了，但也有趣极了。吃过臭豆腐吗，从污水里捞出的雪白豆腐，越臭越香。臭香臭香，好吃得要命。

　　把世上所有的幸福送给她吧，这个粉嫩粉嫩的小可爱。

　　电视里看到战士上前线要写生死书，大有易水萧萧的感觉。给爸爸打电话，原来他也写过生死书，悲壮过一把。

　　说的是爸爸18岁左右，在山东海边守边防，适逢国民党反攻大陆，兵力不够，爸爸所在部队要上前线。于是，爸爸将两毛六分钱一包的青岛牌香烟壳撕开，写下“为了保卫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准备牺牲”云云。

　　爸爸说那时不怕死。

　　不过，最终没派上用场，一场虚惊。但是，爸爸补充说，还是有牺牲的。那天夜里急行军，战士们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踏踏踏地前行。突然，有一名班长在黑咕咙冬里撞上一棵树，紧随其后的战士一时煞不住脚，“哧库”，刺刀刺进了班长的后背，刀尖从胸口露出。

　　还有一个同乡战友，夜里值班，靠着枪杆打起磕睡。结果被“国民党特务”装进麻袋，扔进水井，老百姓打水时发现。

　　“国民党特务还是挺多的，”爸爸说，白天里总见天上到处响着信号弹。

　　牵牛花这东西简直鬼死了。

　　春天，它在我家阳台上落户，破土抽芽自不待说。随后，便抽出长满茸毛的藤蔓来，细细软软的，藤尖打着卷，娇无力的样子。我们在一垅牵牛花间插了几根竹杆。起初我很担心：有些藤蔓离杆足有十公分，它们又没长眼睛，怎么攀爬得上去？

　　但每次在阳台进出，不经意一瞥，总能突然发现某根藤蔓已经勾搭上了竹杆，盘旋起细软身子，风情万种。

　　自此，那藤就疯狂地往上窜，自下而上绽开一片片叶子。叶子也鬼，顺着直直的杆上下有序地排定，然后如小孩子的手掌般摊开，好像谁下了命令似的，一律朝向阳台外，面向阳光，眉开眼笑。

　　可怜我每日松土洒水，如今一眼看出去，只看得见它们一排排势利的后脑勺，背对着我骚首弄姿。

　　

　　岳麓山正在下雨，滴滴答答。不知怎么搞的，一见到南方的雨，心就莫名其妙地软了。总能激活我记忆里的一幅江南水乡画面：仄仄的青石板路，窄窄的长巷，下过雨后油亮油亮。

　　一定要有雨。南方的雨是少女睫毛上挂着的泪珠子，楚楚动人，你看岳麓山经雨打之后，新鲜诱人。北京的雨不同，是泼妇嚎出的眼泪，淌在干燥沾满风尘的脸上，惹人厌烦又让人无可奈何。

　　采访一位七旬老先生，直到午夜，两人都快撑不住眼皮。才罢休，踩着雨点，沿着静默的岳麓书院的外墙，走回宾馆。

　　宾馆的窗外，正对那千年学府，古色古香的文化，弥散过来，我也因而得以附庸风雅一把，就像路过咖啡馆，闻到咖啡香，也便觉得自己洋气小资起来。

　　睡去了，与雨中的岳麓书院温柔共眠。

　你看taras，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士，也照样阴晴不定，并且不是为了恋爱。

　　“周一的凌晨3点到家，躺床上想自己写的稿子，觉得很虚，很沮丧”可是今天（周二），当我跟他一起在食堂吃饭时，他却挤弄着一对大眼，眉飞色舞，为自己刊登在报纸上的三篇报道而得意，其中一条是头版头条（上帝知道，我至今还没写过头版头条，对于一份神智正常的报纸来说，那是多么尊贵的地位啊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他照样又会对自己这几篇稿子和当前的状况感到沮丧。

　　他经常这样，忽而对自己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小伙，忽而又对自己没有信心，恨不能觉得自己不如狗屎；有时在自己当前从事的事情中获得无比快感，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刚干完的事简直狗屁不如。（当然，这是我的评价，不保证与他本人内心相符。）

　　我也经常这样

　　看另一位男士陈丹青：“比如，我开始画画了，十一点钟大为得意，两点钟气急败坏，三点半万念俱灰，五点钟觉得自己是大画家。第二天呢，再看看，又心灰意懒，去想别的念头去了。”他在《纽约琐记》里写道。

　　陈丹青说，我一路画到现在，无非是这么来回折腾，你说这算成功还是失败？

　　这些话，是陈丹青接受别人访问，对方问到“怎么看待成功与失败”时所答。

　　这是我目前为止看到关于所谓“成功”与“失败”最精彩的描述与体验。

　　将这些话抄来与大家共勉。

　　所以，taras要说，“慢慢来”。这句话说得沉稳又成熟。

本不打算贴了。可是，从maomy的blog里得知，水木被过滤了。四个字遭遇到了跟许多其他字一样的命运，就此被暧昧的＊＊＊＊取代。

这篇报道写得不好，已经收到了不少批评。一是来自BBSer，认为根本没有表现出水木来。水木太丰富太复杂太多味，又岂是我一支凡笔表现得出来。诸多滋味自在那些热爱水木的人们心头。

二是来自……哈哈，不用说，呔，竟敢顶风作浪？！

就这篇报道而言，这不是最好的角度，却是能让我得以留下这些文字的可能唯一的角度。

“活”在BBS
 

　　■　“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
　　当你在Sterm或Cterm等软件中敲入以下地址：166．111．8．238，你便叩响了一扇看不见的门：“欢迎光临BBS水木清华站……”

　　这里有30多万注册用户，如果化作人口，其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一座小城市。这30多万“人”都“活”在一台小小的机器上。

　　网友们说，这里600多个版（讨论区）...

　　欣欣然地开始玩blog，也就半个多月。现在却发现，对着blog竟然不会说话了。

　　blog显然不是日记。日记基本是写给一个人看的，那就是自已。所以，无非是自说自话，肆无忌惮。

　　如果只是喜好写日记，也没必要把日记张贴到网上来，还是用一本笔记本，偷偷享受自说自话的乐趣。

　　就比如你好裸体，那就在关起门来闭上窗户肆无忌惮地裸体好了，除了少数特别的人外，也少有人有意无意大开门窗玩裸体。

　　最初有强烈的愿望要建blog发言，是水木BBS被限制校外IP，心中的怒火愤懑悲哀找不到地方抖露，总得喊一嗓子吧。

　　喊完了怎么办呢？总不可能老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让你不停地想喊一嗓子吧。

　　于是就想，有个blog也不错，就当作朋友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向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生活新动向。

　　比如最近新买车，但凡碰到一个朋友，就要开展以下对话：“啊，买车啦？”“是啊。”“什么车？”“富康”“多少钱买的？”“什么颜色？”“哪一款？”……

　　重复得嘴里没味。

　　可是，生活里哪有那么多新动向可以汇报？朋友们也忙得四脚朝天，也未必老能关注你的新动向。不同的圈子不同的朋友，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是陌路。对这个朋友圈子而言是有意思的东西对那个朋友圈子就啥也不是。

　　blogbus首页上有一段话，说得好：

　　“如果只有一个人看，那就是日记；如果有几十个人看，那是和朋友分享；如果有几百个人看，那就是一种影响力；如果有几千个人看，那就是一个媒体 ；赶快注册Blog，创建自己的“个人门户”，拥有属于自己的网络媒体！”

　　我查了查blog统计，访问是600多。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好像已经超出了和朋友分享的范围，按上面那段话的意思，就是“一种影响力”了。

　　可是，我影响谁？

　　我也没想过，如果有几千人看，我要当一个媒体，而且，似乎可以算大众媒体。哇，恐怖。

　　所以对着blog，只有心虚的感觉。那些在电脑屏幕后看这些文字的人，究竟是谁呢？

　　一位牛作家说：要有“读者敬畏”。所以，对着blog，只有更心虚。

　　没办法，既然开张，这门面总得支撑下去吧。最后，还是只能自说自话。当然，不敢肆无忌惮。

　　

 3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对画家陈丹青来说，这是烦不胜烦的季节。

　 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郑重用毛笔为类似的考生写过多次“申诉”，均“没有任何商量，被拒绝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华研究生院请求，答复是：跟你情况类似的有好多，录取你一个，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陈丹青私下对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和外语，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开场合，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理解中国的现实。而当网友问他：“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他答道：“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但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这种矛盾的处境促使他到处“胡说八道”，批评体制。他多次向院校领导当面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事实上，陈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

　 他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你不说假话，你连画画的资格都没有，你画着虚假的主题，你的处境却是真实的。”他解释道，“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

　 他坦率承认：“我们谁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知青、盲流、个体，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体制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陈丹青说。这一长期经历“重新塑造”了他。他今天的选择，就是做回他做惯的个体画家。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几个月。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出于自己的性格。为此在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中国青年报）

　

　　我的电脑还没连网，也想过要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连上。据说，网上黄毒泛滥，还
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前些时候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我
很赞成。说实在的，哪能容许信息自由的传播。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我要说
：除了一剪子剪掉，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那东西太快，太邪门了。现代社会信息爆炸
，想要审查太困难，不如禁止方便。假如我作生意，或者搞科技，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
。但我何必为商人、工程师们操心？在信息高速网上，海量的信息在流动。但是我，一
个爬格子的，不知道它们也能行。所以，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剪掉罢，省得我听了心烦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是传输信息的工具。还有处理信息的工具，就是各种个人电脑。
你想想看，没有电脑，有网也接不上。再说，磁盘、光盘也足以贩黄。必须禁掉电脑，
这才是治本。这回我可有点舍不得——大约十年前，我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到现在换
到了第五台。花钱不说，还下了很多工夫，现在用的软件都是我自己写的。我用它写文
章，做科学工作：算题，做统计——顺便说一句，用电脑来作统计是种幸福，没有电脑
，统计工作是种巨大的痛苦。但是它不学好，贩起黄毒来了，这可是它自己作死，别人
救不了它。看在十年老交情上，我为它说几句好话：早期的电脑是无害的。那种空调机
似的庞然大物算起题来嘎嘎做响，没有能力演示黄毒。后来的４８６、５８６才是有罪
的：这些机器硬件能力突飞猛进，既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把它禁了吧……但现在要
买过时的电脑，不一定能买到。为此，可以要求ＩＢＭ给我们重开生产线，制造早期的
ＰＣ机。洋鬼子听了瞪眼，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回答应该是：我们没毛病，你才有
毛病——但要防止他把我们的商务代表送进疯人院。当然，如果决定了禁掉一切电脑，
我也能对付。我可以用纸笔写作，要算统计时就打算盘。不会打算盘的可以拣冰棍棍儿
计数——满地拣棍儿是有点难看，但是——谢天谢地，我现在很少作统计了。

 

　　除了电脑，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在这方面，我的态度是坚定的：我赞成严
加管理。首先，外国的影视作品与国情不符，应该通通禁掉。其次，国内的影视从业人
员良莠不齐，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我是写小说的，与影视无缘，只不过是挣点
小钱。王朔、冯小刚，还有大批的影星们，学历都不如我，搞出的东西我也看不入眼。
但他们可都发大财了。应该严格审查——话又说回来，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通讯逐
页看过才放行，这是办不到的；一百二十集的连续剧从头看到尾也不大容易。倒不如通
通禁掉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嘛。我可不像年轻人，声
、光、电、影一样都少不了。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说来说去，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应该首先禁掉。年轻人没有事，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既陶冶了
性情，又锻炼了身体……

 

　　这样禁来禁去，总有一天禁到我身上。我的小说内容健康，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
都是良好的信息，我也做不到。再说，到那时我已经吓傻了，哪有精神给自己辨护。电
影电视都能禁，为什么不能禁小说？我们爱读书，还有不识字的人呢，他们准赞成禁书
。好吧，我不写作了，到车站上去扛大包。我的身体很好，能当搬运工。别的作家未必
扛得动大包……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像。
海明威在《钟为谁鸣》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
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员，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
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
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自从我开上小白车（也就是小破富康），开进小区的时候，门口憨厚的小保安总要给我敬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这个待遇，在我以前当步行一族时是没有享用过的。

　　我倒相信这不是小保安的自行其事，无非是公司的规定。

　　可是为什么呀？刘德华在电影里说：开着好车的一定是好人吗？更何况我开得还不是好车。

　　只是因为在这个blog上为水木写了篇悼文，又只因为文中顺便提了Y.T.H.T，等发表出来一看，喝，这四个字母成了****。

　　而被我们沿用至今的成语“一☆塌☆糊☆涂”，在百度上也是断然搜不出来的。

　　这就是株连吧。

　　突发奇想，如果将来的孩子们只生活在网上，那他们的用语里，“一☆塌☆糊☆涂”就永远蒸发了吧。

　　曾看到网上有人编了个鬼故事，大意是说：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王☆丹婷这个名字，任你怎么搜都搜不出来。为什么呢，只因这王女孩因为某事自杀，临终留下诅咒，死后让别人永远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故事有些可怕，不过不是因为所谓鬼气。

　　30左右的人们，大约都知道个中原因。只因为这个名字中的前两字被永远屏蔽掉了。你在网上搜索王☆丹妮、王☆丹萍……，结果一样。

　　对80、90年代生人，他们的历史中没有这两字。这...

　　刚刚女同学M在MSN上跑来责问我：明明是你先调戏小白。

　　哼叽，这家伙才是最大的花贼。披露内幕如下：

　　一、她跑去鼓动女同学X。M问X：你家啥是白的？

　　X说：很多啊，杯子啊，手纸啊……

　　M灵感被启发了：那你家的马桶也是白的。

　　于是，X的昵称也改成带“小白”字样，叫“家有小白，大家白才是真的白”

　　二、她跑去鼓动女同学Z，Z家有条小白狗。

　　三、M管贩子同学叫白狗子。带“子”更亲昵。比如，老佛爷一般都唤太监“小李子”“三德子”啥的。

　　四、由于M鼓动了Z和X，Z和X中有一人去鼓动了C。

　　于是，我告别MSN几天后回来一看，哈，“小白”成群结队。

后记：M给她家的小白猫拍了几张照，画面里都是小白猫与一朵玫瑰花在调情，她家小白色迷迷地眉开眼笑。她拿照片到处秀，X的评价是“太淫荡了”，我的评价不谋而合，也是“太淫荡了”。

...

调戏小白

　　话说我半个月前买了一辆坐骑富康，色白，于是叫它小白。并把MSN昵称改成“小白，我们去散步吧”。可以理解，新手新车，手痒难耐，坐在屋里心神不宁就想牵着小白去逛逛，哪怕在小区里遛遛也行。

　　不巧，同学贩子有个混号也叫“小白”，乃小白狗简称。大概是读书时长得太白而得此雅号。当然，小白的名号后来随着蜡笔小新的普及而名声日噪。

　　我刚改昵称，便在MSN上遇到女同学M。M联想到她家正养一只大胖白猫，于是将昵称改成“小白，小白，你又将便便弄出来了！！！”正在此时，贩子同学上来了，我俩赶紧邀他同聊。

　　我趁势问M：“你家小白在干啥？”

　　M答：在叫唤。

　　我说：要不把你昵称改成“小白，不许叫春”，好不好？

　　M说：我家小白已经是太监了：＆

　　M又说：小白，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如果不是你每天晚上跳到柜子顶上叫...

　　我的第一篇blog文章，居然是写这样一篇东东。

　　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愿望，要找个地方说说话。只因以下的这些话，实在找不到地方去说。很想在供职的媒体上说。但当然是说不了的。

　　偌大的中国啊，竟无处去说。总算还有这里。

　　只在读书的时候还上水木，有一段时间常在某个版上灌水，因为那里有一群熟人朋友。毕业后，少去水木，只是偶而去遛达一下，迅速地潜一口水就走。

　　水木，算不上我的寄托，一段时间不去，我已不会失落。

　　所以，水木此次变故，我的悲痛和愤懑绝比不上水木上资深网友那么刻骨，但我相信却同样由衷。

　　我之痛悼，非只为水木，却是悼我们那被蚕食的空间。网上的根据地，被围剿。YTHT被掐死，水木却注定要枯萎而死。可水木向来是温顺的孩子。

　　有人说，换个角度想想，失去了水木，还可以转战他处，再辟空间。譬如把水木的数据库搬出校园网等等。我搞不清楚这些技术，也不晓得可行性如何。

　　但我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被四处驱逐？

　　好比我在一所房子里快乐地住了十年，突然有一天，来人说房子要被强拆了，准备准备搬去下一个住所吧。似乎看起来，我失了一所房子，人又给我一所房子，我并不损失什么。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们的房子说拆就拆了？

　　当然，不用凭什么。什么都不用凭。这才是这个国家最令人感到恐怖的。

　　太恐怖了。

　　如果空气也能滋生思想滋生不安定因素的话，估计，它也会被囚禁的。

　 黄毅上电视的机会不算少。但女儿说他“每次上电视你老撇拉着嘴”。黄毅当然高兴不起来，他一上电视，常常意味又有几十甚至上百条生命在事故中消失了。

　 “每次发布事故新闻都很心痛。”这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说。

　 他的亮相，有时是在矿难现场，有时在每季度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时记者直接将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比如去年10月28日，河南大平矿难，他亮相了，那次148名矿工遇难；一个月后，陕西铜川矿难，他又频频出现，那次166名矿工永远留在了井下。

　 他只发布死亡70人以上的事故。从2001年出任新闻发言人至今，他发布过十几起类似的事故新闻。去年一年，全国煤矿死亡6027人。

　 这些精确到个位的数字背后，是跟黄毅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类似的数字中，有一位是当年死在他怀里的熊师傅。

　 那时，黄毅还是一名刚满20岁的矿工，跟着熊师傅下井，当回柱工。一次作业中，有一根铁柱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