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佳人

　 悬殊的“命价”

　 29岁的于女士和28岁的王先生都在北京交通事故中死去。但是，于女士获得的全额死亡赔偿金为27万多元，而王先生的死亡赔偿金，全额只有不到13万元，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于女士是城镇户口，而王先生，则是一位农民。

　 这是魏双鸣律师代理的两起案子。9年来，魏双鸣共代理了3000余件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他时常要回答当事人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案情下，为什么农村户口的人获得的赔偿比城市户口的少？

　 一位在北京以捡废纸为生的农村当事人曾经这样问魏双鸣：“为什么我们的命就比城里人的命便宜？”

　 一样的命，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价？这不光是这位农村老汉困惑不解的问题，在魏双鸣的执业生涯中，有法官，也有律师，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疑问。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中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

　 大年初一向佛祖进第一炷香，撞第一声钟，这样的佛缘，原来也是要拍卖的。北京潭柘寺春节的“头炷香”进香权，已在竞拍中攀升至6．6万元；戒台寺“头炷香”进香权和梵钟的“首撞权”也被两家企业分别以4．2万元和5万元的价格买走。据悉，云居寺也正在加入拍卖行列。

　 不由想起当下网上流传网友自编的“唐僧给悟空的一封信”。已经完成取经大业成了佛的唐僧，在“信”中自称正研究一课题名曰《佛界是否应该顺应人间宗教市场的崇拜趋势》。照此看来，该课题已结出现实硕果。

　 佛门净地。有关管理部门称：“采用拍卖的形式可防止暗箱操作”。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阿弥陀佛！

　 离英国大选开锣只剩100多天，可保守党还没有筹够经费。情急之下，有人将挂在英国议会大厦的撒切尔夫人肖像画献出拍卖。尽管业内人士估计，此画拍卖价将超过10万英镑，但也难解该党的燃眉之急，更难扭转该党近年来不可遏制的颓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拥有300多年历史的政党曾一度创下连续4届执政的辉煌。但此后也创下该党下野时间最长的纪录。而保守党昔日的领袖撒切尔夫人，尽管曾领导英国在西方经济萎缩的形势下保持了10多年的经济稳定增长，却终因反对欧洲一体化而被迫辞职。离她77岁生日还有3天时，这位昔日结交广泛的政治女强人只收到了4张生日贺卡。

　 综观几千年的中国史，我们见惯了庞大帝国和大权在握者的兴衰更替和刀光剑影。相比之下，保守党和撒切尔夫人今日之境遇，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生态下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有道是：政党交替，其实都是民心使然；在朝在野，随时面临角色互换。

　 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屠宰场。屠宰者屠宰的是自己的同类。在这里，有人皮做成的手套和灯罩，有人的头发织成的毛毯，有人的脂肪做成的肥皂。但更多的人则被赶进了毒气室，成千上万的尸体被扔进一刻不停的焚尸炉，焚烧后化为肥料。

　 当死难者的肉体化作微尘，从焚尸炉的烟囱里消散进历史深处后，人们将这里设立为博物馆，用来展览人类最血腥最丑恶的内心。奥斯维辛———是住在人类内心里的那个魔鬼。童话里，聪明的渔夫最终将魔鬼赶进魔瓶，扔回了大海。现实中，那只装满仇恨、兽性、罪恶和集体无意识的魔瓶却往往一触即开。

　 在幸存者的追忆中，那位金发的女看守，“总是穿着厚重的皮靴，带着一根鞭子和一把手枪”，她的住所摆放着三只用人皮制作的灯罩。这个22岁的“美丽的野兽”，被战犯法庭执行绞刑时，“平静镇定”地走向绞刑架，一只手臂抬起来行纳粹礼。

　 1月27日，是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的祭日。100多万死...

　 某中央媒体记者小王，在北京已工作了4年。她最不愿让人知晓她没有北京户口，但最近因为要在北京买房，她被要求必须办理暂住证。像是触及了内心深处的某个“隐痛”，办证时，小王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被岐视感”，在办证处大哭一场。

　 不过，如果政府能将北京市人大代表高静波近日提出的议案付诸实施，在北京实行统一的“北京市居住证”的话，小王或许就不会哭了。

　 根据高代表的提议，持“居住证”者享受与北京户籍市民同等的资格和权益，只有这样一些人可以得到这张“居住证”：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高学历人才、“海归派”、中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艺术人士和在京购买住房并长期居住的投资者，以及在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者、获得市级以上荣誉、或因见义勇为致伤残而获得市级以上表彰的外来务工者、劳动者。

　 拥有硕士学位的小王，获知这一信息后心情好了许多。但菜农陈军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他在北京北五环外种了...

　 北京南二环外，有处嵌着朱漆大门的院子。推开院门，官员们进来视察，各种肤色的游客们进来观光，电视台记者进来拍摄。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禄和他手下的人，则进来“表演”———表演制作景泰蓝这种北京传统工艺。

　 这座叫“百工坊”的仿古建筑，内部仿制老北京街巷，一扇扇门里，收纳了约100位类似张同禄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陈列着珐琅、花丝、雕漆、玉器、泥人等各种在那些遥远的年代盛极一时的传统工艺。

　 在进驻“百工坊”之前，张同禄在北京工艺美术厂干了40多年。但去年年底，北京西城区法院发出破产裁定书，宣布这个国内最大的传统工艺生产基地，从历史舞台上谢幕。

　 “我看着它生，看着它死，现在还剩我苟延残喘。”63岁的张同禄说，有些玩笑的意味。

　 1958年，当北京市三个珐琅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北京景泰蓝工厂（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前身）时，16岁的张同禄便成了厂里的一名工人。其实他从没想过...

中国青年报

　 “俺6万块钱又不是偷来的，是俺在高原干5年挣出来的，光明正大，看谁敢偷俺！”在人流汹涌的火车站，一个呆头憨脑、脸庞黑红的乡下年轻人大声嚷着，“哎———你们谁是贼啊？站出来让俺老乡看看。”自然不会有贼站出来，他便有些得意地说，“怎么样，没贼吧？”

　 在电影《天下无贼》里，傻根是这样亮相的。那一刻，电影院里从黑暗中爆出一阵笑声，为这个天真得有些可笑的家伙，也为导演的幽默和想像力。

　 但扮演“傻根”的王宝强是这样亮相的：8000多元一平方米的北京大西洋新城一幢高楼下，停满了车，包括宝马。穿制服的保安向你敬礼，坐电梯到21层，推开冯小刚工作室的门，他正笑着跟一个染着黄色卷发的姑娘讲话，两手自然悠闲地插在裤兜里。他脸蛋白净，个子不高，体格瘦小，套一件浅灰色宽松的休闲长袖T恤，穿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

　 此时的王宝强，不像《天下无贼》中那样，胸前吊一只褪色的旧挎...

　 为给儿子筹集考研费用，这位曾当过小学音乐教师的62岁老太太，在某大学门口搭起简易小棚，举办“个人演唱会”。然而她的歌声淹没在了汽车喇叭声和小贩吆喝声中，听者寥寥，半个小时后草草收场。

　 尽管生活窘迫，她28岁的儿子，至今没找工作，坚持认为“只有考研才有出路”。当应试已成为许多人“出人头地”的最大可能，应试大军便不可遏制地浩浩荡荡起来。陈永清不清楚儿子是否应该加入那支大军，她只清楚她得帮儿子一把。像那洪流中的一根浮草，陈永清们除了随波逐流，又能如何？

　　 中国高校教育收费芝麻开花般地攀升到现在，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终于说了一句：高校教育收费不能再提高了。用这句话作关键词在google上搜索一下，竟有两万多项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足见此话之大快人心，一时间网络上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张保庆近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这不是***国家的教育。此前，那些供不起学费的人们，有人乞讨，有人卖血，甚至有人跳楼卧轨……对这些人及更多的大众而言，“吃人”的教育终于要“松口”了。

　 深秋下午的阳光洒在农贸市场的街道上。旺旺离开主人一路撒欢，踩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刹那间，一辆人力三轮车急驶过来，吱呀一声，旺旺被轧了个正着，挣扎着跑出两三米，呕了口血，告别了这个世界。

　 旺旺是条不足一岁的小母狗，草黄色，长毛。女主人跑过来，抱着旺旺伤心欲绝地哭着。

　 车夫王启，直愣愣地站在三轮车旁，手足无措。在他抛下老家的3亩地到大庆蹬了一年多的三轮车之后，他闯下了34年生涯中“最大的一次祸”。

　 小狗的男主人李二福愤怒了：“走，到交警队去！”

　 王启没挪窝，也没吱声，露出怯怯的笑容。一笑便露出一口黄牙。

　 三轮车在大庆市是被禁止运营，王启每日里为躲避“抓车”而提心吊胆。

　 “我这狗是600元买的，怎么算？”李二福逼问。

　 王启依旧没吭声。面对这位原大庆歌舞团退休小提琴演奏员的盛怒，他始终“憨笑着”。

　 盛怒的李二...

　 吉普车驶过南加镇那条铺满黄褐色泥浆的路，停在一家小旅社门前。从这刻起，李柏光似乎便被收入某些人的视线。旅店老板很有些担心，说李柏光的到来，招得镇政府的人老在他门口转悠。

　 本月早些时候，李柏光从北京出发，斜穿了中国版图，4日下午，到达了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大山深处的这个小镇。因为从镇子边穿越而过的清水江上要建起一座水电站，他成了这里部分村民聘请的法律顾问。

　 5个闻风而来的村民代表端坐在床沿上，向李柏光诉说着已多次向政府反映过的问题：移民补偿没有到位；被征用的土地没有补偿；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过低；没有了土地今后生活无着，等等。

　 当把这些都记入笔记本之后，李柏光问道：“你们学过法律吗？”“没学过。”5个人一起摇头。

　 李柏光从包里掏出一叠法律单行本，有《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等，分发给他们。“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先...

　 孙志刚被写入了近日出版的《广州年鉴》2004年刊，在“2003年大事记”中占了一句：“（6月9日）武汉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在大事记里“出场”的人物中，除去该市领导、前来访问的海外友人和国内外荣誉的获得者之外，便是孙志刚。

　 在“今日广州”图片专辑中题为“实施城市救助管理新办法”的彩页上，有文字说明为：“6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作出终审判决。是年，国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实施‘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据《广州年鉴》社前社长梅国璋称，将“孙志刚案”这样一个个体的案件编进其中，还是比较罕见的。

　 这位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毒打致死的27岁青年，被一些媒体和众多学人视为“一个象征公民权利的符号”。

　 孙志刚挤进了记载着地方各类政绩的年鉴中，意味着以他为化身的公民权...

　 10月9日一大早，中国工程师王鹏和王恩德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遭到绑架。面临撕票的威胁，两个“升斗小民”王鹏和王恩德的命运，牵动了中国的神经。

　 王鹏是谁？王恩德是谁？

　 一位观众质疑：事发后连续几天，从中国某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却似乎找不出答案。

　 事发当日，下午3时左右，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最先报道简讯，分别引用中国驻巴大使馆和英国路透社消息，称有两名中国工程师被绑架。

　 当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并没有播出这一消息。

　 据新华网一篇报道称，《新闻联播》自1978年推出，成为我国政府发布信息以及百姓了解国家动态的最具权威性的新闻节目，20年来收视率一直高居中国各大电视新闻节目之首。有业内人士估计，该栏目收视率超过10％。

　 10月10日，该节目在当日共23条新闻中倒数第三、四、五条连续报道了绑架事实和中巴两国政府态度，并公布两位人质姓名。

　 此...

　 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宣布不会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听到得奖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很高兴”，但她不希望自己因此成为万众瞩目的名人，因为这将带给她“巨大的改变”。

　 此前，曾有两位作家宣布拒绝领取这一奖项。1958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出于政治压力被迫拒领这一奖项；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领奖。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是全球的顶级荣誉，但毕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它也为政治、意识形态等种种力量所困扰。是奖项，就必有每个时代特有的标准；是标准，就必有质疑、挑战甚至颠覆的空间。比起接受标准、达到标准而言，超越标准更难。

　 就这一意义而言，对耶利内克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她的桂冠，却也未必不是锁链。

　 耶利内克似乎在昭示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哲思和梦想，它需要自由的心灵去擦亮。

　 陕西省某县工商局的门牌不翼而飞，却原来是被当地一百姓偷偷卸下扛着进京告状去了。无独有偶，该县法院的门牌也曾在去年被另一百姓偷卸，同样作进京告状之用。

　 出此奇招，并非源于百姓无知，其中一位告状者称，他知道这一做法违法，面临判罚和拘留，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想以此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而另一位则称自己已经做好被拘留的准备，但是“一定要上北京讨个说法”。这样的冷幽默，究竟谁是始作俑者？

　 现实的荒诞，往往超过任何一位伟大的编剧的想像力。从击鼓鸣冤到拦轿喊冤，中国数千年来的鸣冤文化，临到末了，竟还被这样一出现代荒诞不客气地添上了一笔。

　 又一个贪官接受审判。四川南充市原副市长李斌被指控收受贿赂100多万元，另有100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但此人竟在法庭上反复为自己辩称：过节收钱是风俗，不是受贿。

　 好一个狡辩！李副市长心中岂能不知：那些几万几万元慷慨奉上的“过节费”，分明是冲着他手中的权力来的。正如一位送钱老板在证词中提到，过年过节他们一般都会给公司所在地的领导拜年，送点钱，以免办事为难他们。

　 好个官场风俗！一语道破潜规则。在这种“通融通融”才能“万事通”的官场文化熏染之下，李斌之流坦然地一边接受下面的“通融”，一边去上面“通融”。惟如此，才能“通融”出官运亨通、财运亨通。

　 李副市长在法庭上喊冤，也许他的意思是，站到审判席上不应该是他，而是这种“风俗”。因为是它，吃进去的是人，吐出来的是贪官。

　 希拉克太“小气”。这位法国总统访问成都，酒店为他预备了价格为1．68万元的总统套房，他却嫌“太豪华了”，重新挑选了一间面积64平方米、每晚1200多元的普通豪华间。

　 相信希拉克并非作秀给他的选民看，花他自己的钱也许不用这么精打细算，但花纳税人的钱可得好好打打算盘，这对他而言，也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习惯了。

　 而对于国内某些官员而言，用公款一掷千金，将纳税人的钱大笔大笔地去填他们高档消费的欲壑，却也同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习惯了。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所以千万别把希拉克当榜样，他如此这般只不过是做了他应该做的。更不用呼吁国内的某些官们向希拉克学习当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因为缺少花纳税人的钱得好好盘算的意识，再高声的呼吁、再厚重的期盼都必然是要落空的。

　 如果不是因为有曾喆，“9·11”似乎与中国人完全无关。9月11日，纽约华埠的摆也街以他的名字命名，纽约市一位议员把他称为“真正的英雄”。

　 3年前，当飞机撞塌第一座世贸大楼，29岁的曾?用电话给妈妈报了平安后说：“妈妈，我要去救人了。”那一天，他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的几天，在北京的饭馆，他的一些同胞为“9·11”而干杯。服务员小姐说，这几日就餐者经常为“9·11”而干杯。

　 “北大的精英们愉快地举行了集会，居民区听到了久违的鞭炮声，北京这座古城在庆贺声中颜面无存。”一位网友写道。

　 三年了，从世贸数以百万吨计的废墟中挖出的数万块遇难者身体碎片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完，在俄罗斯的别斯兰，恐怖分子已经将枪口对准了几百名儿童。

　 NBC的统计显示，“9·11”之后的3年间，全球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伤亡事件发生了2929起。其中仅今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有1709件；而就在“9·11”3周年的前一个...

　 街边，几个男女村民坐在午后的树阴下唠嗑：

　 “好家伙，听说把他那个对头打成了植物银（人）！”

　 “光住房就有9处！”

　 “那存款，起出来有一千多万！”……

　 在隋承斌的犯罪事实见诸媒体后，村民们仿佛才恍然大悟，自己所在的兴隆山镇这个权倾一时的党委书记究竟干了些什么。

　 私下里，人们称他“隋霸天”，而从已经认定的犯罪事实看，这个称谓，他受之无愧。

　 几天前，当记者在兴隆山镇一间堡村一家商店随意探问隋承斌这个人时，老板脱口而出：“他有钱，他没事。”但随后他狐疑地打量起记者，逼问：“你是谁，你打听他干吗？”当记者亮明身份时，他立刻说：“隋承斌，不知道。”

　 事实上，兴隆山镇无人不晓隋承斌。甚至，连他在镇子边上那处红瓦尖顶的欧式别墅，也在三轮车夫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那别墅底层镶的可都是防弹玻璃。

　 “要是以前，我们哪敢这么围着议论他...

　 由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发起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表达了这样的主张：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宣言试图伸张这样一个世纪命题：中国传统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和国内的文化困境？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五四”文化精英激烈指控传统文化的种种危害，弃之若敝屣，形容以“吃人”。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宣言签署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说，“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而可以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路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文化。“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说。

　 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