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佳人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baolimin.blogbus.com/logs/1067561.html

中国青年报
 
 
　 “它最权威啊！”

　 今年57岁的张先生家住北京市广渠门外，如果不是听邻居说起，他还不知道“这么多年的老党报也上报摊了”。

　 “最近我们这儿贴出了被富丽城买下的通知。老邻居都担心自己住了20多年的家被拆，常常聚在一起交换从报纸上获得的信息，希望能找到法律依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张先生说：“每次看到报纸上写政府保护老百姓合法住房权益的消息，大家心里就特别高兴。”

　 6月5日早晨，张先生听邻居说《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嘉禾县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拆迁受到处理”的消息，赶忙去买。但是到了报摊，说每天只进两份，早卖光了。“我觉得特别遗憾。不过看其他报纸上也登了，只好买了份别的。”

　 实际上，张先生每天必看的是《北京晚报》，报道北京的事儿特多，都是身边的事。没退休的时候，经常在单位看《人民日报》。

　 为什么要买《人民日报》？

　 “它最权威啊！”听到记者的提问，张先生不假思索地说。

　 像张先生这样掏腰包买《人民日报》的并不是少数。连日来，记者走访一些挂有党报销售点牌子的报摊发现，虽然《人民日报》等党报没有放在抢眼的位置，但还是有人买。

　 即使是在《人民日报》上报摊后，给该报发行处打电话的老读者也不少。读者说：“我看惯了《人民日报》，也关心国家大事，过去连报上登的讣告都关心，现在退休在家，哪儿能买到呀！”

　 “我们是有市场需求的。”人民日报发行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与事先估计的一样，现在在报摊上购买《人民日报》的，基本上是退休的党政干部。

　 “这有阅读习惯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说。

　 A4纸的招牌

　 “有《人民日报》吗？”记者问。

　 6月20日中午，在北京海淀区塔院北医三院附近的一个报亭。

　 摊主扫了记者一眼，“哗啦哗啦”翻了一阵，从摊架下面花花绿绿的报纸中抽出一份报纸，“就这一份。”

　 根据上级的要求，从4月26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党报就开始在北京市城八区部分报刊亭上摊销售。北京八大区街头的报刊亭，一半以上都挂起了北京市邮政部门统一制作的A4纸大小的招牌，写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销售点”。

　 这家报亭，四种报纸每天都只有一份，是由“公司分下来”。但就是这一份，这位报亭主说，经常也卖不出去。偶尔有人来买，一般都是老年人。倒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华时报》在这个报亭卖得最好，每天能卖出150多份，当天的报纸此时早已经卖光了。

　 离这家报亭不远，就是报刊零售站，附近40多个报亭每天售卖的报纸都由这里分发。

　 零售站的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每天他们将四五十份《人民日报》分发给各个报摊，一个月下来，估计能卖出二三十份。

　 据业内人士估计，除《北京日报》较多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在北京八大区报亭各投放3000～5000份。

　 “这是一种突破”

　 党报积极应对市场，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这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创新。”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陈国权一直关注党报上摊。他的研究方向是媒体竞争。他已经为《人民日报》等党报上摊写了两篇论文。

　 新华社报道说：

　 “以往党报在北京的各个邮局都有零售，为了进一步加大党报宣传力度，巩固报刊亭作为党的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今年，北京市邮政局将党报党刊进报亭作为一件要事来抓，采取多种形式运作，解决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重点党报进报刊亭销售的问题。”

　 研究媒体的专家通常把1949年以来的党报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第一阶段全国基本上是党报一统天下；第二阶段是党报稳、晚报活，报业竞争逐渐形成；第三阶段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都市报异军突起，党报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2001年10月，中国记协发表了“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全国省级党报的平均日发行量，已从1980年的37．78万份，下降到1990年的31．49万份，又下滑到1999年的23．91万份。其中前10年的下降幅度为17％，后10年为24％，20年总共下滑37％。而从每千人拥有党报的情况看，最高为天津，平均每千人43．6份，其次为上海32．2份、北京25．5份，10～20份的仅3个省，其余均在10份以下，最少的是重庆，仅2．48份。

　 报纸发行量是衡量一份报纸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记者查阅《中国新闻年鉴·2003》发现，各报社的“新闻事业概况”中，只有《人民日报》提到发行量：“截至2003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收订201．64万份。”而《光明日报》只提到“报纸发行继续稳中有升，2001年比2000年增长9％，2002年又比2001年增长6％”，记者试图通过找到2000年发行量从而计算出该报2002年发行量，然而翻遍了2000年到2003年的《中国新闻年鉴》，均未找到。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报社的报纸发行量通常都有两个数字，一个对内，只有发行部门负责人和报社的主要领导人知道，一个对外。而见诸于公开的统计资料的，通常都是对外数字。

　 当然就更无法统计党报发行量中公费订阅、自费订阅和报摊、邮局零售各占的比例。

　 范敬宜说

　 “谁不希望自己的报纸发行量高，看自己报纸的人多！”范敬宜说。

　 范敬宜曾担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期间，有一年《经济日报》的发行量一下掉了2万份，他“在办公室关门哭了一场，后来又到北海坐了一下午”。

　 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范敬宜没有想过“上报摊”的问题，但他认为，现在党报上报摊，可以知道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报纸是分层次的，有些报纸走向市场可以占领一部分市场份额，有的却很困难。”范敬宜说，在报摊上买报的是普通市民，他们关心体育、生活，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宏观调控”、“西部大开发”等问题，可党报的性质决定就应该刊登这些内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都有特定的读者群，有都市报起不了的作用。如果简单地拿党报和市场报相比，容易走入误区，失去信心。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位读者和一位《人民日报》记者聊天。“你们能不能办得活泼点？”

　 这位记者说：“《人民日报》本来就是办给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看的！”“《人民日报》确实是办给各级领导干部看的，让普通百姓都喜欢看暂时办不到。”范敬宜说。但是他强调，报纸还是应该不断改进，争取让群众爱看。怎么改？现在已经开出药方了，就是中央提出的“三贴近”。

　 范敬宜说，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读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他举了一个“补课”的例子。

　 1990年初，新华社发了一组关于建设成就的报道。第一篇是介绍1989年全国钢产量突破6000万吨的。经济日报夜班编辑处理时将稿件放在一版很不显眼的地方，豆腐干一块。第二天早晨，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参加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会。会上，有领导提出，改革开放10年，钢产量达6000万吨，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应在一版头条，大书特书。可有的报纸只登个豆腐块。

　 当时，范敬宜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批评自己，知道后决定补课，马上派人去访冶金部长，写了一篇《6000万吨钢意味着什么》，包括改革开放给企业带来的活力，政策的变化，科技的进步。接着，新华社又接连发了粮食、煤炭、化肥、棉花等的成就稿，经济日报接连发了几篇“意味着什么”。“觉得这次课补得还可以，自己很满意。”范敬宜说，可是***一位领导同志又提出，几篇意味着什么写得还可以，但是没讲清楚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于是，范敬宜再补课，在报社讨论怎么使这些建设成就和百姓贴得更近些。有人建议将建设成就和老百姓的吃、穿、住、行、用结合起来，写了《吃的变迁》、《穿的变迁》、《住的变迁》、《用的变迁》、《行的变迁》。

　 本来以为可以了，可这位领导又说：“不错是不错，但没有和重点建设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重点建设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国家的希望所在，老百姓的希望所在。经济建设没有骨干工程，基础就不牢固，要让群众知道，这些重点工程和每个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每个行业的成就，都和群众生活联系起来，就能吸引读者。于是经济日报开始第三次“补课”，又写了5篇“变迁的背后”，即《吃的变迁的背后》，《穿的变迁的背后》。

　 “和市场报不同，党报肩负独特的责任，党报不要和市场报争一日之短长。”范敬宜说：“党报要改变模式化、公式化，刻板单调的印象。一句话，必须要改变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