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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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发起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表达了这样的主张：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宣言试图伸张这样一个世纪命题：中国传统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和国内的文化困境？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五四”文化精英激烈指控传统文化的种种危害，弃之若敝屣，形容以“吃人”。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宣言签署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说，“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而可以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路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文化。“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说。

　 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失去了文化身份，”儒学者蒋庆说，“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飘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

　 失去了文化传统的守护，在宣言的另一名签署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看来，另一个后果是：文化主体性的丧失。

　 “冯友兰、胡适与杜威就是师生关系。”杜说，只有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同样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价值，在西方的大学者面前，中华学者才能成为他们的“道友”，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

　 所以，这份《甲申文化宣言》，发起者们希望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思想而言“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化问题作一次更为成熟、更具创意的表达”，并且向国际社会表达，也许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冲突”和“文化竞争”的背景下，不想让中华文化因此而失语。

　 “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一位联合国的汉学家写道。

　 “我们怎么评价自己的传统文化？拿它怎么办？现在是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剧作家王石说，“现在是大声疾呼国人提升文化自觉的时候了。”

　 人们似有余悸。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在党政机关存在的特权、家长制、官僚主义、以权代法、贪污腐败等也无不脱胎于封建传统。

　 一位著名学者在与杜维明一次辩论中曾经说过：他痛恨儒家传统，任何一个传统，如果对自由、对民主、对人权有冲淡的可能，他都会反对。

　 这位已经过世的先生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再使劲挖，恐怕也挖不出“公民”和“公民意识”。“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几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50年到100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这位学者说。

　 较之于宣言的发布者们而言，另一群知识分子可能更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如何继续完成。

　 拯救传统与完成启蒙，这个国家现在更需要哪个，或者需要齐头并进？

　 据说，1923年，梁鮄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儒家哲学》时，课堂上来了很多学生，但“都是来看怪物的”。

　 1985年，儒学者杜维明也来到北大开授《儒家哲学》，他遇到的氛围与梁先生极其相似，学生们嘀咕：这位教授看起来并不迂腐，怎么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9月5日，当杜维明与其他十几位宣言签署者们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会堂里，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台下300多名学生报以真诚的掌声。

　 同时也有这样的风景：在等“大师”们入场的间隙，一位将长卷发染成棕褐色，一身紧身T恤、缀满口袋裤子打扮的漂亮女生，正在翻看一本装帧精美的《疯狂英语》杂志，与身旁同学交流对一篇裸体文章的看法。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