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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0
普通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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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下午的阳光洒在农贸市场的街道上。旺旺离开主人一路撒欢,踩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刹那间,一辆人力三轮车急驶过来,吱呀一声,旺旺被轧了个正着,挣扎着跑出两三米,呕了口血,告别了这个世界。
旺旺是条不足一岁的小母狗,草黄色,长毛。女主人跑过来,抱着旺旺伤心欲绝地哭着。
车夫王启,直愣愣地站在三轮车旁,手足无措。在他抛下老家的3亩地到大庆蹬了一年多的三轮车之后,他闯下了34年生涯中“最大的一次祸”。
小狗的男主人李二福愤怒了:“走,到交警队去!”
王启没挪窝,也没吱声,露出怯怯的笑容。一笑便露出一口黄牙。
三轮车在大庆市是被禁止运营,王启每日里为躲避“抓车”而提心吊胆。
“我这狗是600元买的,怎么算?”李二福逼问。
王启依旧没吭声。面对这位原大庆歌舞团退休小提琴演奏员的盛怒,他始终“憨笑着”。
盛怒的李二福接下来抛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引起了一场两人都未曾预料到的轩然大波。
“你给我的狗跪下,(就)啥事没有。”李二福这样回忆这句话。
“他说,‘你给我的狗磕几个头,咱就算完事’。”车夫王启这样回忆这句话。
而一位目击者称:“中年男子说,‘要不你给我的狗磕几个头就算完了’。”
总之,这句话说出之后,王启犹豫了一下,然后跪下给小狗旺旺磕了三个头。
“他说磕头就完事,我也就不用包经济损失了,就想赶紧把这事了结了。”这个身高大约1.7米左右的汉子说,“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王启穿一件满是污迹的夹克衫,灰土混合着头屑像发胶一样粘住头发。他的手粗黑褶皱,脚穿一双捡来的旅游鞋。如果不是拉碴的胡子和嵌满皮肤纹理的污垢,他的脸算得上清秀。
因为总也攒不够三四万元讨一媳妇,于是,一年前,王启在老家的土地里忙完了秋收,便将两间土坯房卖了1000多元,“听说大庆钱好挣”,便带上65岁的老母亲来到这个城市。
第一次看到大庆,“路也宽,人也多,车也多”,他暗暗发誓,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先蹬几年三轮车,攒两三万元,再开个店,干“一番事业”后再成家。
但这蓝图的第一步就走得不太顺利。几个月后,大庆开始“抓车”。
这位小学二年级的肄业生,八九岁时曾梦想当“大伙都崇拜的将军”,现在,却只能尝试着改行卖菜,推着三轮车卖了不到一个星期,赔了八九十元。于是,他又回到中央大街的农贸市场,继续佝偻着腰趴活。每天出车还跟以前一样,带着一只蛇皮袋,顺道捡些小柴火。
10月11日,是三轮车夫王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他蹬着谋生的那辆三轮车,无意中轧死了退休小提琴演奏员李二福的宠物狗。
“我家4口人,‘旺旺’最通人性。”李二福把这只养了4个月的小狗当做家庭中的一员,“有时候它会嗷嗷两声,那是在叫‘妈妈’。”
52岁的李二福,面白净,微微发福。那天,他让磕完头的王启去借把铁锹将旺旺埋葬。然而当王启借锹回来时,他开口向王启索要经济赔偿。
“至少200元。”烫着卷发并染了色的小狗的女主人说。
“没钱啊!”王启说。坐三轮车一人一元,他兜里揣着这天挣来的20多元钱,“给20行不?”
“不行,借也得借去。”李二福说,否则就把他的三轮车推到交警队去。
李二福说,旺旺是用他半个月的退休工资买的,一袋狗粮40元。“我们不在乎那200元,”事后,李二福夫妇说,“但总得给小狗一个交待,它死得那么惨。”
王启耷拉着头找人去借钱,一个修车的老人,两个蹬三轮车的同行,凑了200元零票。
旺旺这才入土为安了。王启嘟囔了一声:“对不起。”
说罢,他蹬着三轮车走了。他本以为这事就这样了了。按他平时的心性,“吃点亏就吃点亏,把事了了就行。”他回到了那个月租60元、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
房子位于这个城市边缘铁路旁的一片破落平房区,电线杆林立。屋里一只炉子,从垃圾堆里淘回来的一张圆桌和一把椅子,都用铁丝绑着瘸腿。地上放着一小袋米、面,几棵蔫了的白菜和大葱。墙上一只破损的老钟,走得沉重而吃力。一张双人铁床,是他跟老母亲的“炕”。
回到小屋后,王启“越想越觉得窝囊”。他吃不下饭,心神不宁。“也不知道大伙对我是啥评价”。在小屋里躲了几天,他告诉母亲,这阵子“抓车”正抓得紧。
憋了几天后,他鼓了鼓勇气,磨蹭到中午才出车。有同行将听来的议论学给他听,除了谴责李二福之外,也有人说他“素质低”、“没骨气”。他听罢匆匆收车“逃”回了住处。“每天脑子里都是这件事,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王启整天窝在小屋里,像平常一样,几乎不与同是外来打工的邻居们聊天,惟一的娱乐就是用一只捡回来的收音机收听评书。此刻,他还不知道,他的“事迹”已传遍全国。
一位目击者不忿,次日,向《大庆晚报》报料。10月13日,这家大庆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报道:“不慎轧死路边宠物狗,狗的主人竟逼迫车夫给死狗下跪磕头。”几天后,这篇报道被新华社和国内许多媒体、网络转载,引发热评。
此时,晚报记者四处寻访王启,做追踪报道。据说,大庆市公安局一位领导看了报道后“拍案而起”,下令查清此事。19日立案后,6名民警分两组开始了“地毯式”的调查和走访。
但没人知道王启住在哪里,甚至也没人知道他确切的姓名。因为王启很少跟人“说三道四”。惟一的线索是他存在一家车棚的三轮车。这里一个月收取他15元存车费,他也常在这里灌满自来水,中午就着馒头喝。
10月22日,当王启再也在家呆不住来车棚取车时,看车棚的张大妈问:“被逼给狗磕头的是你不?”
“不是我!”王启立刻否认。这是他又一次对张大妈说谎。今年夏天张大妈曾问他多大,他回答说28岁,因为“要让人知道34岁还没娶上媳妇,让人咋想?”
“你别害怕,人家警察同志说了,要给你主持公道。到底是不是你?”张大妈追问。
王启低着头承认了。也是这一天,他知道自己的事见报了。“拉倒吧,都见报了,多石可碜呀!”他说。当治安大队的警察闻讯赶到车棚时,王启正蹲在墙根儿闷头抽着自制的卷烟。
这天下午,李二福也被叫到了治安大队,在当事人双方和多位证人证言齐备的情况下,警方判定:“三轮车夫王启将李二福的宠物狗轧死,为此李二福让王启给狗磕了三个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3项,决定给予(李二福)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大庆晚报》在随后一篇《法律为受辱车夫主持公道》的报道中写道:“最终夫妇俩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下了狂妄的头……”这天也是王启与晚报记者的第一次见面。
这一天的遭遇让王启更加心乱如麻。“咋越整越大,越整越石可碜了呢?”王启从此窝进自己的小屋,几乎足不出户。
但这件事并不因王启的“消失”而就此收场。26日,在报道李二福被行政拘留之后,晚报进一步报道:“数百名读者打来电话声讨不义夫妇,支持受辱三轮车夫王启起诉索要精神损害赔偿———讨回被掠夺的人格尊严”,并采访有关律师,律师称“此案胜诉可能性极大”。
27日,晚报刊登了一位律师的来信:“我是一名普通律师,我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员,对这个新闻事件,我有我自己普通的愤怒,我希望用自己普通的工作方式来帮助同样的一个普通公民,我可以义务为他提供法律帮助,向侵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必要时我还可以垫付诉讼费用。”
“为了表示对被侵害车夫的尊重,也让我获得内心的安宁”,这位律师要求媒体不公开自己的姓名。
所有这一切,窝在小屋里的王启并不知晓,他从不读报。而李二福在拘留所里呆了三天后据称冠心病、高血压发作,住进了医院。“我也觉得挺窝囊。”李二福说。
这一回,王启又在小屋里窝了近10天,当地晚报也从25日开始几乎一天不落地追踪报道了一个星期之后,11月1日,大庆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王启终于出现了。“不蹬车吃啥呀”?闻讯赶来的记者请王启吃了一顿饭,告诉他,报社准备帮他找工作,并鼓励他起诉李二福。
王启答应了。“我得把精神损失找回来,要不以后咋还有脸出来干呢?”王启说,他心里的那块石头总是压在那儿,“别人这么一说,我想也对”。
王启果断地找了个借口将老母亲送回老家。这件事他准备一直瞒着母亲。然后,他开始像张大妈劝他的那样“这些人都是来帮助你的,你要好好配合”。他不再拒绝领记者到他的住处转转,还在晚报报社与那位律师见了面。11月5日,晚报报道“车夫王启欲告李二福”。
此前,李二福一直没有承认自己说过让王启下跪磕头的话。但5日这天,他第一次承认自己说过“你给狗跪下,(就)啥事没有”。
“我为这句话感到自责,”他说,“就是一句气话。一句气话,咋就把我推向了另一阶级了呢?其实我也是工薪阶层啊!”
但在那位律师看来,这是“双方人格的缺陷,是人性的悲剧”,并不是一句气话可以搪塞的。“我们不能漠视李二福们对他人人格肆无忌惮的践踏,这种对文明的侵犯是让人忍无可忍的。……李二福应该受到惩罚,”律师说,“这种赔偿不仅仅是对王启的慰藉,也是对这个城市、这个社会的慰藉。”
这天夜里,李二福的妻子叩开了王启小屋的门,告诉他,他们愿意公开致歉,并赔偿1万元精神损失,甚至可以帮他找一份工作,希望他不要起诉。
王启拒绝了:“既然这事已经经过公方,就由公方处理吧。”
“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我的人格问题,”王启说,“就算法院1分钱也不判给我,我也心甘情愿。”
律师主张索赔精神损失费1~2万元。如果索赔成功,这位到目前为止从未在银行拥有过帐户的三轮车夫,也许要注册一个账户了。
晚上,王启所住的这片平房区里一片漆黑,杂草丛生的地面坑坑洼洼。而不远处,城市的霓虹闪烁,车水马龙。望着窗外,他些许表示了一丝担忧:不知道这场风波会走向哪里?如何收场?自己心里那块石头什么时候才能落地?
只有旺旺成为惟一无法见证这场风波的“当事者”,也是“无辜者”。如今,它躺在农贸市场街道边的草坪下面。它被放进生前睡觉的小窝里,裹上生前用的垫子,在它的“墓穴”里,主人撒了一把它还没来得及吃完的小火腿肠。(应当事人要求,文中王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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