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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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中央媒体记者小王，在北京已工作了4年。她最不愿让人知晓她没有北京户口，但最近因为要在北京买房，她被要求必须办理暂住证。像是触及了内心深处的某个“隐痛”，办证时，小王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被岐视感”，在办证处大哭一场。

　 不过，如果政府能将北京市人大代表高静波近日提出的议案付诸实施，在北京实行统一的“北京市居住证”的话，小王或许就不会哭了。

　 根据高代表的提议，持“居住证”者享受与北京户籍市民同等的资格和权益，只有这样一些人可以得到这张“居住证”：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高学历人才、“海归派”、中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艺术人士和在京购买住房并长期居住的投资者，以及在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者、获得市级以上荣誉、或因见义勇为致伤残而获得市级以上表彰的外来务工者、劳动者。

　 拥有硕士学位的小王，获知这一信息后心情好了许多。但菜农陈军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他在北京北五环外种了8年菜，尽管“曾经与其他菜农一起为北京的‘菜篮子’工程做过贡献”，但按照高代表的提议，这个初中毕业的河北人要想享受与北京市民同等待遇，或许只有“见义勇为致伤残”一把。

　 高代表的提议被网民形象地比作“筛子”。如陈军这般注定要从“北京市民同等待遇”里被“筛”下去的人口，目前在北京超过300万。据北京统计局对2003年外来人口的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全市外来人口为409．5万人，其中，只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者，高达89．3％。

　 类似的“筛子”，北京市有关部门曾出台过好几面。

　 从1999年《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暂行办法》出台开始，终于有部分外来人口被允许可持“工作居住证”，享受子女教育、购买经济适用房、申领驾照等等北京市民待遇。

　 最先领到这种俗称“绿卡”的是，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接着，2000年，来京创业、工作的留学人员，也享受了此待遇。

　 2001年，在北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的外来人员，被允许申请北京市常住户口。但在若干限制条件中，有一条为：“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和达到300万元。”

　 而到2004年，根据《北京市鼓励和吸引优秀文化体育人才来京创业工作的规定及实施办法》，“优秀文化体育人才”们也加入了“绿卡”行列。大导演张艺谋正是此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至去年年底，北京“绿卡”军团人数约为4．7万人。也就是大约100位外来人员中被筛出1人。他们的组成是：一，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含）以上学位的人才；二，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当资格、资质的人才；三，对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及特殊领域、特殊行业的紧缺急需人才。

　 在刚刚闭幕的北京“两会”上，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因目前有无数人“盲目”流入北京，而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张委员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引入，规范人口流动”。换而言之，即剔除“北京发展不太需要的人”。

　 这照样是一面“筛子”。

　 张委员也承认，目前在北京居住的市民，也不完全是北京发展需要的人。有位网友问她：“把北京人迁走一部分行不行？”

　 张委员凛然答道：“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制定这样的政策，把原来的北京人分成多少多少，没有掌握高科技的人，就把他们迁出去。这不是‘以人为本’。”

　 网友马上质疑，那些渴望在北京发展的外地公民，被“分成多少多少”，“没有掌握高科技的人”，就享受不到与北京市民相同的待遇，这就是“以人为本”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发表了另一种声音。1月底他发布了历时两年的研究成果，告诉那些担心北京不堪重负的人们：“放松户口限制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市场经济最终会决定城市的人口规模。”他进而说，多数农民不会那么“傻”，假如外地人进城找不到工作，他们就不会盲目地大批进城。

　 而眼下，菜农陈军，依然只能像他从菜地里拉出去的一筐筐蔬菜，年复一年地等着被“北京市民”挑拣。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