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对画家陈丹青来说，这是烦不胜烦的季节。

　 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郑重用毛笔为类似的考生写过多次“申诉”，均“没有任何商量，被拒绝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华研究生院请求，答复是：跟你情况类似的有好多，录取你一个，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陈丹青私下对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和外语，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开场合，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理解中国的现实。而当网友问他：“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他答道：“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但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这种矛盾的处境促使他到处“胡说八道”，批评体制。他多次向院校领导当面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事实上，陈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

　 他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你不说假话，你连画画的资格都没有，你画着虚假的主题，你的处境却是真实的。”他解释道，“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

　 他坦率承认：“我们谁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知青、盲流、个体，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体制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陈丹青说。这一长期经历“重新塑造”了他。他今天的选择，就是做回他做惯的个体画家。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几个月。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出于自己的性格。为此在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中国青年报）

　

　　我的电脑还没连网，也想过要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连上。据说，网上黄毒泛滥，还
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前些时候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我
很赞成。说实在的，哪能容许信息自由的传播。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我要说
：除了一剪子剪掉，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那东西太快，太邪门了。现代社会信息爆炸
，想要审查太困难，不如禁止方便。假如我作生意，或者搞科技，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
。但我何必为商人、工程师们操心？在信息高速网上，海量的信息在流动。但是我，一
个爬格子的，不知道它们也能行。所以，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剪掉罢，省得我听了心烦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是传输信息的工具。还有处理信息的工具，就是各种个人电脑。
你想想看，没有电脑，有网也接不上。再说，磁盘、光盘也足以贩黄。必须禁掉电脑，
这才是治本。这回我可有点舍不得——大约十年前，我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到现在换
到了第五台。花钱不说，还下了很多工夫，现在用的软件都是我自己写的。我用它写文
章，做科学工作：算题，做统计——顺便说一句，用电脑来作统计是种幸福，没有电脑
，统计工作是种巨大的痛苦。但是它不学好，贩起黄毒来了，这可是它自己作死，别人
救不了它。看在十年老交情上，我为它说几句好话：早期的电脑是无害的。那种空调机
似的庞然大物算起题来嘎嘎做响，没有能力演示黄毒。后来的４８６、５８６才是有罪
的：这些机器硬件能力突飞猛进，既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把它禁了吧……但现在要
买过时的电脑，不一定能买到。为此，可以要求ＩＢＭ给我们重开生产线，制造早期的
ＰＣ机。洋鬼子听了瞪眼，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回答应该是：我们没毛病，你才有
毛病——但要防止他把我们的商务代表送进疯人院。当然，如果决定了禁掉一切电脑，
我也能对付。我可以用纸笔写作，要算统计时就打算盘。不会打算盘的可以拣冰棍棍儿
计数——满地拣棍儿是有点难看，但是——谢天谢地，我现在很少作统计了。

 

　　除了电脑，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在这方面，我的态度是坚定的：我赞成严
加管理。首先，外国的影视作品与国情不符，应该通通禁掉。其次，国内的影视从业人
员良莠不齐，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我是写小说的，与影视无缘，只不过是挣点
小钱。王朔、冯小刚，还有大批的影星们，学历都不如我，搞出的东西我也看不入眼。
但他们可都发大财了。应该严格审查——话又说回来，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通讯逐
页看过才放行，这是办不到的；一百二十集的连续剧从头看到尾也不大容易。倒不如通
通禁掉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嘛。我可不像年轻人，声
、光、电、影一样都少不了。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说来说去，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应该首先禁掉。年轻人没有事，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既陶冶了
性情，又锻炼了身体……

 

　　这样禁来禁去，总有一天禁到我身上。我的小说内容健康，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
都是良好的信息，我也做不到。再说，到那时我已经吓傻了，哪有精神给自己辨护。电
影电视都能禁，为什么不能禁小说？我们爱读书，还有不识字的人呢，他们准赞成禁书
。好吧，我不写作了，到车站上去扛大包。我的身体很好，能当搬运工。别的作家未必
扛得动大包……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像。
海明威在《钟为谁鸣》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
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员，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
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
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自从我开上小白车（也就是小破富康），开进小区的时候，门口憨厚的小保安总要给我敬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这个待遇，在我以前当步行一族时是没有享用过的。

　　我倒相信这不是小保安的自行其事，无非是公司的规定。

　　可是为什么呀？刘德华在电影里说：开着好车的一定是好人吗？更何况我开得还不是好车。

　　只是因为在这个blog上为水木写了篇悼文，又只因为文中顺便提了Y.T.H.T，等发表出来一看，喝，这四个字母成了****。

　　而被我们沿用至今的成语“一☆塌☆糊☆涂”，在百度上也是断然搜不出来的。

　　这就是株连吧。

　　突发奇想，如果将来的孩子们只生活在网上，那他们的用语里，“一☆塌☆糊☆涂”就永远蒸发了吧。

　　曾看到网上有人编了个鬼故事，大意是说：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王☆丹婷这个名字，任你怎么搜都搜不出来。为什么呢，只因这王女孩因为某事自杀，临终留下诅咒，死后让别人永远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故事有些可怕，不过不是因为所谓鬼气。

　　30左右的人们，大约都知道个中原因。只因为这个名字中的前两字被永远屏蔽掉了。你在网上搜索王☆丹妮、王☆丹萍……，结果一样。

　　对80、90年代生人，他们的历史中没有这两字。这...

　　刚刚女同学M在MSN上跑来责问我：明明是你先调戏小白。

　　哼叽，这家伙才是最大的花贼。披露内幕如下：

　　一、她跑去鼓动女同学X。M问X：你家啥是白的？

　　X说：很多啊，杯子啊，手纸啊……

　　M灵感被启发了：那你家的马桶也是白的。

　　于是，X的昵称也改成带“小白”字样，叫“家有小白，大家白才是真的白”

　　二、她跑去鼓动女同学Z，Z家有条小白狗。

　　三、M管贩子同学叫白狗子。带“子”更亲昵。比如，老佛爷一般都唤太监“小李子”“三德子”啥的。

　　四、由于M鼓动了Z和X，Z和X中有一人去鼓动了C。

　　于是，我告别MSN几天后回来一看，哈，“小白”成群结队。

后记：M给她家的小白猫拍了几张照，画面里都是小白猫与一朵玫瑰花在调情，她家小白色迷迷地眉开眼笑。她拿照片到处秀，X的评价是“太淫荡了”，我的评价不谋而合，也是“太淫荡了”。

...

调戏小白

　　话说我半个月前买了一辆坐骑富康，色白，于是叫它小白。并把MSN昵称改成“小白，我们去散步吧”。可以理解，新手新车，手痒难耐，坐在屋里心神不宁就想牵着小白去逛逛，哪怕在小区里遛遛也行。

　　不巧，同学贩子有个混号也叫“小白”，乃小白狗简称。大概是读书时长得太白而得此雅号。当然，小白的名号后来随着蜡笔小新的普及而名声日噪。

　　我刚改昵称，便在MSN上遇到女同学M。M联想到她家正养一只大胖白猫，于是将昵称改成“小白，小白，你又将便便弄出来了！！！”正在此时，贩子同学上来了，我俩赶紧邀他同聊。

　　我趁势问M：“你家小白在干啥？”

　　M答：在叫唤。

　　我说：要不把你昵称改成“小白，不许叫春”，好不好？

　　M说：我家小白已经是太监了：＆

　　M又说：小白，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如果不是你每天晚上跳到柜子顶上叫...

　　我的第一篇blog文章，居然是写这样一篇东东。

　　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愿望，要找个地方说说话。只因以下的这些话，实在找不到地方去说。很想在供职的媒体上说。但当然是说不了的。

　　偌大的中国啊，竟无处去说。总算还有这里。

　　只在读书的时候还上水木，有一段时间常在某个版上灌水，因为那里有一群熟人朋友。毕业后，少去水木，只是偶而去遛达一下，迅速地潜一口水就走。

　　水木，算不上我的寄托，一段时间不去，我已不会失落。

　　所以，水木此次变故，我的悲痛和愤懑绝比不上水木上资深网友那么刻骨，但我相信却同样由衷。

　　我之痛悼，非只为水木，却是悼我们那被蚕食的空间。网上的根据地，被围剿。YTHT被掐死，水木却注定要枯萎而死。可水木向来是温顺的孩子。

　　有人说，换个角度想想，失去了水木，还可以转战他处，再辟空间。譬如把水木的数据库搬出校园网等等。我搞不清楚这些技术，也不晓得可行性如何。

　　但我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被四处驱逐？

　　好比我在一所房子里快乐地住了十年，突然有一天，来人说房子要被强拆了，准备准备搬去下一个住所吧。似乎看起来，我失了一所房子，人又给我一所房子，我并不损失什么。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们的房子说拆就拆了？

　　当然，不用凭什么。什么都不用凭。这才是这个国家最令人感到恐怖的。

　　太恐怖了。

　　如果空气也能滋生思想滋生不安定因素的话，估计，它也会被囚禁的。

　 黄毅上电视的机会不算少。但女儿说他“每次上电视你老撇拉着嘴”。黄毅当然高兴不起来，他一上电视，常常意味又有几十甚至上百条生命在事故中消失了。

　 “每次发布事故新闻都很心痛。”这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说。

　 他的亮相，有时是在矿难现场，有时在每季度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时记者直接将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比如去年10月28日，河南大平矿难，他亮相了，那次148名矿工遇难；一个月后，陕西铜川矿难，他又频频出现，那次166名矿工永远留在了井下。

　 他只发布死亡70人以上的事故。从2001年出任新闻发言人至今，他发布过十几起类似的事故新闻。去年一年，全国煤矿死亡6027人。

　 这些精确到个位的数字背后，是跟黄毅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类似的数字中，有一位是当年死在他怀里的熊师傅。

　 那时，黄毅还是一名刚满20岁的矿工，跟着熊师傅下井，当回柱工。一次作业中，有一根铁柱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