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佳人

从小康跌入赤贫
2005年09月28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

　 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

　 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

　　“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马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

媒体是何等无力，报道之后，没人理你，这家人的问题依然无人过问。大姑爷电话里尽力节制着失望，小女儿则哭着问我该怎么办，中国人的问题中国解决不了，是不是要逼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去解决？

我决定除了报道之外，能再做点什么，所以，我决心明天给黑龙江省长写信，寄报纸，除此之外，诸位，谁能教我一些切实有用的招儿？

拍案惊奇
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
2005年09月14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即使去往天堂的路上，你也千万不能忘了带上户口。问题是，你要是没有呢？

　 上月，一位叫李秀珍的女人，在北京近郊一间平房里病逝。按例行程序，医生须开具死亡证明。“她的身份证呢？”医生问。“我母亲没有身份证。”大儿子李贵锋回答。“那户口本呢？”“也没有户口本。”儿子又答。

　 医生愣在那里，片刻后说：死者身份不能确定，无法开具死亡证明。

　 当晚，亲人们把这个67岁的老人送去火化，同样的难题再次出现。殡仪馆坚持：没有死亡证明，不能火化。

　 早在30年前，李秀珍及全家的户口被注销了。那是1975年，举国上下正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她的丈夫、皮匠李殿洲被视为“单干户”和“社会主义绊脚石”，全家被游街3天。随后，在没有落实户口接收地的情况下，黑龙江省“双城县公正公社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印一摁，强行将一家人的户口迁出。从此，李秀珍一家8口，开始了漂泊的“黑户”生涯。

　 讨说法快要磨破了嘴，也跑断了腿，有关部门总是一句话等着：“待解决。”

　 当然，有关部门没能想那么周全：“待解决”可解决不了“黑户”的肚子。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肉票、煤票、油票、豆制品票……哪一票能离了户口？

　 不过户口再能耐，也不能限制采摘漫山遍野的野菜吧。再说了，实在熬不下去，6个孩子还可以去国营饭店捡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尽管邻居们看见他们皮包骨头，有时饿得扶着墙根儿走路。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79年。那可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啊！李秀珍的丈夫李殿洲嘟囔了一声：“看来只能找中央了！”

　 在北京，他们仍是一再被告知“等等吧”、“再等等吧”。国家的事那么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他们把我们当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李殿洲委屈地说。

　 可还得活下去！最初全家露宿街头，拿鞋当枕头。有时住水泥管里，有时捡塑料布搭个小棚住。孩子们重操旧业，拿起饭盆———一只清洗过的油漆桶———到饭店捡剩饭。他们游荡在城市垃圾堆旁拾破烂、捡柴、捡煤。“所有我们家用的东西都要出去捡。”小女儿李贵娟说。

　 捡破烂也有代价。二儿子李贵仁15岁那年，一个醉酒的司机开着汽车辗上垃圾堆，轧断了他的右腿。从此，他的右腿便比左腿短了一截。三儿子李贵才，不幸成了一桩谋杀案的受害人，但因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最终连死尸都没能认领。

　 因为没户口，大儿子李贵锋不得不放弃高考机会。不仅如此，这位当年的“尖子生”，还不能被录用为正式工人。他谈过一次恋爱，但终因没户口，女方离他而去。即便去找个临时工，用工单位也会要求“看看你的身份证”。42岁的李贵锋，至今无业，跟残疾的二弟一起打光棍。

　 四儿子倒是会开汽车，但因没有身份证拿不到驾照，只能开“摩的”养家。两个女儿因没户口领不到结婚证，只能跟男友“非法”同居。35岁的大女儿已经流产三次：因为“丈夫”所在的国企坚持不许“未婚生子”。

　 27岁的小女儿至今“不敢要孩子”，因没户口，拿不到生育指标。“就连孩子打疫苗也打不了”。

　 没身份证，他们不可能有银行账户。当然，他们压根儿没有闲钱需要存进银行。

　 李贵娟小时候曾扯着妈妈衣角哭着要上学，妈妈说：“咱家肚子都吃不饱呢。”姐妹俩因此“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姐姐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更糟的是，因没户口，他们连暂住证也不能办。每个孩子都曾被收容过。李贵娟第一次被收容时只有4岁。不过，因为没有原籍可以遣返，他们被允许继续在北京流浪，继续“反映问题”。

　 有一天，李贵娟终于耐不住性子嚷了起来：“我们家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新闻里总是开这个会，那个会，可为什么就没人还我们家一个户口？”

　 曾经有一度，他们总抱着乐观的态度：户口早晚总会解决的。大女儿的“丈夫”说：“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又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星人！”

　 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母亲、共和国公民李秀珍，直到“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是“黑户”？儿女们能尽的最后一点孝心，是奔波4天，想尽办法终于让医生开了“死亡证明”。但请相信医生依旧秉公办事。在开出证明之前，要求大儿子李贵锋写下保证书：“后果自负”。

　 接下来的难题是，四儿子的大孩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没有户口，他将无法升入初中，面临失学。“如果失学，这孩子一辈子就完了！”

　 1958年1月，一号主席令签发，新中国自此有了户籍制度。每个人的恩爱情仇、生老病死，都将在户口的照耀下进行。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惟有恐惧与贫穷。有媒体评论，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报人“转会”
2005年08月31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许知远2001年加入刚创刊的《经济观察报》时，他跟同事想办一张“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但在4年零3个月之后，上月，许知远与几位“比较谈得来”的同事集体辞职。8月，《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已经完全脱离这张报纸。

　 这个1976年出生的年轻人，第一次见主编何力，“一进屋就把脚放在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在他看来，报纸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显然，现状与他的想法不符。递交了辞呈后，他在自己的博客（blog）里有所透露：“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党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他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官僚化”。

　 与许知远一起辞职的同事于威也在其博客中称：“一个理想国蜕变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宫廷。”

　 从24岁到《经济观察报》任主笔开始，4年多时间里，他声名鹊起，甚至有一种评论认为，许知远是该报的灵魂，这张报纸某种程度上浸润着他的个性和风格。

　 许知远并不关心《经济观察报》的发行量、盈利多少，也不关心它的广告额，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新闻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借助了报纸这个平台，想改变人们的观念，引导一种精神的方向。你可以说他“野心勃勃”，或者“自大轻狂”，也可以说他“理想主义”。

　 他喜欢谈起一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托克维尔23岁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经济观察报》人事震动同时，传出《南方周末》有十几名记者编辑集体辞职的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消息系由竞争对手故意放出。

　 但在2003年，因与新任高层理念不合，《南方周末》确有一批骨干编采人员集体辞职。这批人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一位辞职者说：“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

　 该报上海站记者翟明磊的辞职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信中批评时任主编张东明随意删改和枪毙批评报道稿件，并“主动将批评‘深发展’的稿件交给深圳市政府审查”。

　 “我本自由人，与官人无缘共事。”翟明磊写道。

　 随后，该报北京站记者林楚方发表致这位主编的公开信，称“《南方周末》的编辑方向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这样的《南方周末》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我们作为终身奋斗的新闻理想的家园的地位”。“我要向大家强调一点，《南方周末》……编辑方向不能改变。几条底线不能动摇！比如，有可以不说的真话绝不能说假话，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是《南方周末》的灵魂，《南方周末》的方向只有这个方向，没有其他的方向。”

　 “我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林楚方说。而翟明磊则写道：“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

　 这样两件辞职事件之后，一位尚未毕业的新闻专业学生在网上问：“这么多的前辈集体辞职，不禁让作为后辈很是迷茫：中国的媒体到底怎么了？”

　 这位热爱新闻职业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惶惑。但新闻报纸至少在北京一位报摊主老章这里看起来是繁荣的。没有了许知远的《经济观察报》，走了一批骨干记者编辑的《南方周末》，照常每周出现在老章的报摊上。《南方周末》曾经在老章摊上极受欢迎，四五年前，老章从附近的报刊零售站每领回一期，经常一两天内就能卖光。但现在，老章翻了翻上周的一摞剩报，说：“得回收变废报喽。”不过老章并不那么在意，即使有报纸从此关张，从他这个两三平方米的报亭消失，也必定有新办的报纸攻占进来。

　 是21年前创办《南方周末》。据其创始人左方称：“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摞，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

　 20多年过去了，传媒产业被视为中国能获取超额利润的最后一块领地。老章的报摊上，每天领回4种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各只一份，时常还卖不出去。2001年，这里添进《京华时报》和两份财经类周报———橙色的《经济观察报》与墨绿色的《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来了《新京报》；2004年，在原有的七八种北京本地都市报中，又挤进了《法制晚报》和《竞报》。

　 在这个“繁荣”的报业生态里，除去许知远们和翟明磊们的辞职版本之外，还有一种是《京华时报》原副总裁谭军波的离别感言。

　 这位知名的报纸发行人于去年转任《重庆商报》汇融集团副总裁。他在感言中写道，“我打算去的报社的头儿有刘备之风范，求贤若渴，情真意切，我已无法拒绝”，他只有“倾尽全力扶助其成就霸业”，而“这个城市又将诞生一张新的都市报”。在为《京华时报》打造了成功的发行管理模式之后，谭军波留下一个功成身退者的背影，转战到报业大战的另一个战场。

　 报业大战中，更多的从业者在各个报社之间的来去，则有别于这三个版本。

　 有着8年都市报从业经验的记者贺钟（化名），转战过广州、北京等地的几家都市报。除了寻求更好的薪水和发展机会，他还试图寻找“新闻理想”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

　 贺钟抱怨说，这些报纸上充斥着凶杀、色情、离奇、煽情的故事，以赚取人们的眼球，报纸只注重“服务、信息、娱乐”。为了降低成本，大量雇用刚迈出院校的毕业生和只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从业者，采编水平低下，在稿件制作的流水线上，记者们为了更快更多地发稿，往往粗制滥造。

　 “在这些报纸里，你会感觉就像个‘写稿机器’。”他说。报业竞争投射到普通记者编辑身上，便是一套严格的绩效考评体系。“每个月，稿件分好等级贴出来，你的哪篇报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贺钟说，“你有责任感，你想去搞一篇深度的报道，很可能两个月完不成规定任务，那么你就得走人。”

　 一家财经类周报的记者称，因为工作压力大，她的数位女同事，有时连续几个月不来月经。她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如何。“走一步看一步吧。”她说。

　 曾经的“无冕之王”境况颇有些尴尬。2003年，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同中华传媒网进行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的互联网上调查，数据显示，50％以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险。新浪网对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所作的网上调查显示，约42％没有与所在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42％的从业者不享受婚假、产假、探亲假、带薪休假，约60％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

　 被询问“目前最感困惑的是？”约四成的人回答称“升职机会渺茫”，近三成的人称“工作枯燥无味”，另有近三成的人称“太累了”。

　 “今天的记者充当何种角色？”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指出，“商业媒体社会里，记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奔波的人。”他用“新闻民工”来形容许多记者的境地。他认为，当前总编辑们最要紧的任务是“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度和自豪感”，在热热闹闹的大潮下，普通新闻从业人员已经失去了这两种感觉。

　 贺钟说，许多记者在各家报纸间跳来跳去，“没有根的感觉”，“没有时间思考”，“没有职业的荣誉感”，“只是谋生的职业，而不是什么新闻理想”。

　 在另一个记者群落内，他们无心报道新闻，有人将时间用于拉广告，写“软广告”；有人穿梭于各种新闻发布会现场，用车马费来贴补生活；有人四处“走穴”，利用手里的资源赚取灰色收入；也有人假借舆论监督的名义收取不义之财。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一边是老章的报架挤满了花花绿绿的报纸，一边是业界人士正在探寻一个概念叫“主流大报”。日本传媒学者卓南生发现，繁荣的中国报业市场上，竟然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报纸”。

　 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的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开始其新闻生涯。此前15年，1895年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早已开始他的报人生涯。两人均多产，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李普曼的专栏同时在数百家媒体刊出，“教育了好几代总统”。而梁启超一生创办过的报刊，后人已少有人知。“19世纪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闻业在政治动荡中不由自主地衰落与消亡。而今天，刚刚开始复苏的它又一头扎入了美国新闻界目前陷入的泥淖：对利润的过度追逐。这使我们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一方面，我们还未建立起基本的新闻传统，一方面就已迅速地庸俗化。”许知远在他8月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对利润的追逐，对社会责任的淡化，也困扰着当前的美国报业，但许知远认为，“美国新闻界仍处于一种稳定的伟大传统之中”。这种报业传统孕育出了李普曼，一本《李普曼传》成为许多像许知远这样的年轻人梦想的种子。但在许知远看来，如今年轻的传媒人可“不够幸运”，因为，“中国的媒体世界正被一种惊人的平庸、粗俗的气氛包围着”。“中国新闻界是否可以出现《纽约时报》这样的常青树……如今轮到我们来做这番尝试了。”许知远在他8月出版的新书中公然宣称。离开《经济观察报》后，他打算办一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那样的杂志。

　 也许若干年后，老章们的报摊上，会响亮地叫卖一份《纽约时报》式的伟大的中文报纸。但是近日，此间传出消息，2005年上半年的广告监测数据显示，报纸广告将面临严重衰退，广告收入纯利将大幅下降。一些报纸开始缩减版面，裁员，甚至减薪。